台灣現在是完全自由開放的社會，只要不違法，大家可以隨心所欲做想做的事。不過在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很多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當時統統都不准做。例如現在多數人慣用中性的「日治時期」，稱呼日本在1895年到1945年的統治；但過去曾有段期間，只能使用帶有強烈貶意的「日據時期」。而這個名詞之爭，還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淪為國族認同的標誌，再度浮上檯面。

日本在1894年的日清戰爭擊敗清帝國，並根據兩國於1895年簽署的「下關條約」，合法取得台灣的統治權。而在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軍隊按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所頒布的「一般命令第1號」，接受在台日軍的投降，實質統治台灣。

順利接管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把如何驅除台灣人的「日本毒素」，列為重要施政目標。所以立即全面禁絕日文之使用，不過對於過去那段時期的稱呼，倒是沒有硬性規定。在政府的公文書上，「日治時期」、「日據時期」、「日本時代」等稱呼，都曾出現過。

Sven Müller仍清晰記得19年前的那一幕：他24歲，是個初出茅廬的實習駕訓教練，與學生開在主線道上，正在穿越路口；右方的支縣道上有台大卡車正等待Sven的車子通過。

一台腳踏車忽然從卡車右側竄了出來，眼看就要與他們的駕訓車對撞，Sven狠狠地踩下了煞車，車子嘎然停在路口中央，但事情卻還沒結束：卡車駕駛沒注意到駕訓車停在自己車前，毫無防備的踩下油門，直直地從Sven坐的副駕側撞了下去。

駕訓車車門幾乎被撞爛了，但Sven很幸運的沒有大礙。他甚至沒有怨言：當他回到事發現場，坐上了大卡車的駕駛座，發現駕訓車的位置是個完全的視野盲點——他明白，即使是他來開那台卡車，也無法預防意外發生。

「那是我教練生涯中最驚險的時刻。」Sven回憶。

台灣民族是一個不會在歷史教訓中學聰明的民族。

1895年被大清帝國賣掉，台灣人變成中（中國）不中、台（台灣）不台、日（日本）不日的。1945年被蔣家中國國民黨政權佔領，仍然是中不中、台不台的。

蔣家極權統治期間，由於國共持續熱戰或冷戰，在台灣搞不好會變『匪諜』，跑到中國也有隨時變成『國特』被逮捕的危險。其中，最能凸顯台灣民族這種巔沛命運的時期，是在二次大戰結束那幾年。

話說一九五一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一群台籍日本兵的家屬向台灣省政府等各相關機關提出請願，這是台籍日本兵家屬經過六年的奔走蒐集資料後，所採取的第一次有計劃的自力救援行動。

二次大戰期間，台灣人被日軍強征到南洋各地服役的，在戰後雖然大部分已被遣回，但是，一九四六年、四七年被英、澳、荷軍事機關以『戰犯』罪名，囚禁在南洋各地盟軍集中營的尚多達三、四千人，他們都受到非人待遇，絕大多數遭到處死、凌虐致死、病死、餓死。

許多家屬希望中國國民黨政權協助尋找，卻一直沒有下文。屏東有一位叫做張安靜的老先生，自一九四六年起即為這件事到處奔走求援，歷經兩年，得到的只是中國國民黨政權虛應故事的公文旅行。

大家對於性別意識的觀念是什麼呢？經常會聽到，台灣在亞洲是相對重視「兩性平權」、「性別平權」的國家，鄰近台灣的中國是極權國家暫不討論，韓國與日本兩國，因為歷史文化等因素，在女性主義的觀念上都相當落後，甚至直到今日，都還會有許多讓人無法想像的情形存在，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上野千鶴子近來在東大開學典禮的祝辭，就是一例。

上野千鶴子是日本的女性主義重要學者，曾經著有《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等書。她在祝辭中提到，東大學生的入學人數，女生長期跨越不了「2成的高牆」，2019年入學率甚至比去年還低，僅有18.1%。上野更指出，原本四年制大學入學率上就有性別差，據2016年的學校基本調查，四年制的大學入學率男性為55.6%，女性為48.2%，高達7%的距離，這並非是成績的差距，而是日本社會長期「重男輕女」產生的結果，家庭普遍有「兒子要念到大學，女兒就念到短大」觀念。

「青鳥」一直是幸福的象徵，也是無數人們在追尋的。在「小雨」的愛情世界當中，「把握當下」一直是她人生的守則，也是她追尋青鳥的過程，哪怕前方等著的是充滿荊棘的道路，她也依然勇往直前。

小雨是聖誕節當天來到我身邊的禮物，也是我社工生涯中第一個服務的孩子。我負責的是性侵害被害人服務方案中的「兩小無猜」類型，多是陪伴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但小雨比較特別一些，因為她是與成年人發生合意性行為。與小雨相遇的那天，是在一個略微寒冷的午後。到達小雨家，與阿嬤簡短的寒暄，迎接而來的是熱情的臘腸狗，站在臘腸狗身後是留著長髮肚子微挺的少女，有點青澀卻很是世故地與我打招呼，這是我對小雨的第一印象，那年她才十六歲，已懷孕六個多月。愛情的長短對於小雨而言，並沒有那麼重要。哪怕與對方有著十七歲的距離，因著對方是有婦之夫而有名正言順上的差距，對她而言都無法阻擋與這個人相愛的每個時光。然而這場愛情的距離，注定為這段關係的結束埋下了伏筆。

往前閱讀：《李永熾回憶錄──邊緣的自由人》一九九○年代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一）

國會全面改選

自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學生提出廢除萬年國會的訴求後，一九九一年國會全面改選也終於提上了日程。

永熾很早就意識到萬年國會的荒謬，福澤諭吉雖然相對於民權派比較保守，但他在談民主自由時，還是以民權為主，主張通俗民權，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大眾主權、人民主權的意思，算是很高調的民權。碩士班時代，永熾研究了這一些東西，到日本留學時，讀了瑪克思．韋伯的東西，開始注意英國國會的一些現象，那時他已經認知到，在人民主權的體制下，人民擁有決定權，既然台灣的國會只能對台灣人負責，那麼這個國會就應該全由台灣人民選出，不過，當時他還沒有把這個想法變成有系統的言論。到了一九九○年，永熾對萬年國會與民意代表的想法，已經蘊積二十年，這與他的自由主義思想緊密相關。從韋伯的觀點來說，如果人民的民主素養不成熟，民主制度就會淪為投票這個行為而已，選出來的國會議員，絕對是以利益掛帥，而不會以國家的利益或人民的利益為主體去思考，因此，韋伯選擇用總統來制衡這樣不成熟的國會，主張總統直選。

獻給為台灣奮鬥的每一個人

出生於八仙山的李永熾，從小過著彷彿與世隔絕的生活
沒有感受到二戰的總動員，也不知道二二八與白色恐怖
插秧、除草、游泳、抓蝦、捕蟬，就是他童年的全部
那時他從沒想過，有一天他會成為台大歷史系教授
更沒想過，他會參與社會運動與台灣獨立運動

成長於客家小村庄的他，隨著求學，一步步邁向更大的城市
東勢初中、台中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
留日期間，他親眼目睹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深受感動
復為日本蓬勃的學術朝氣所震撼，開始研讀韋伯、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的著作

回國後，他積極透過翻譯與出版，將世界思潮引入台灣
1980年代，隨著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展開
他站到第一線，投身社會、政治與文化運動
參與《當代》雜誌的創辦、投入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大教授自治運動、《中國論壇》編委、澄社、台灣教授協會、主編《首都早報》文化版、加入建國黨

這幾年，台灣人的勞權意識逐漸上漲，除了一般的勞動階級外，就連外界眼中光鮮亮麗的高薪族也開始出現罷工潮，包括2016年的華航空服員罷工跟前陣子的華航機師罷工。但跟波蘭相比，台灣每一年的罷工事件真的不算多。

在波蘭，罷工和街頭示威遊行都是生活中極其平常的一件事。例如，2007年數千名醫護人員為了抗議波蘭的國營醫院薪資太低，在波蘭首都華沙（Warszawa）舉行罷工示威遊行。十年後的2017年，同樣有一群實習醫生也是因為每個月的薪資所得太低，發起了另一波「飢餓罷工（Protest Głodowy）」。這些實習醫生聲稱他們一個星期工作五天，每天都工作超過七個半小時，可是月薪卻只有約2,500茲羅提（約20,000台幣），付完房租後已所剩無幾，根本無法生活。

波蘭的醫護人員罷工，應該讓許多認為醫療業等同服務業或慈善事業的台灣人無法想像。那波蘭的年輕學子又是什麼樣的一個態度呢？在某一堂的中文會話課，我就讓學生針對「罷工」這個議題提出他們的看法。

坐在前排的慈愷首先表示支持，但同時也覺得醫護人員罷工不一定可以達到他們的訴求：「我覺得醫護人員當然可以罷工，因為這是他們的權利，可是我也認為，罷工並不是最好的辦法，但似乎他們也只能這樣做，因為只有透過這種激烈的方式才能讓政府注意到他們的問題，就是醫護人員的薪資得跟他們的專業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