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動刀動槍來抗日，因為有了電影《一八九五》的加持，組隊上場的吳湯興、姜紹祖和徐驤等人開始為人所知。但其實除了他們之外，像是曾經在台灣主場打過清法戰爭，還曾經到客場出戰，在中國參加太平天國之役的霧峰林家林朝棟的「棟軍」，也是當時的一級戰力；再加上各地團練聚集起來練武，在各地準備戰鬥。簡單來說，抗日可以說是當時的全民運動。

不過，誓不從倭的抗日行動最後終究還是失敗了。
整體來說，當年的抗日行動就是兩甲子以前的「一邊一國連線」。然而，當時台灣人光憑著「不想變成日本人、不要被異族統治」的信念而憤起，卻沒有精良有效率的武器、沒有訓練有素的軍隊、沒有具備真知灼見的將領，沒有縝密可行的作戰策略、更沒有目標長遠的政治藍圖，這場抗日行動，可以說是一場從拿起菜刀開始，就註定失敗的不合作運動。

勇敢的台灣人

建立全球性電子空間的資訊革命

一九七○年代，隨著以電腦、通訊和軟體為主軸的產業結構之變動，資訊革命開始萌芽，促使第六次空間革命到來。

美國未來學者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 1928-2016）在著作《第三波》（The Third Wave, 1980）一書中預言，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後，人類史上另一波劃時代的變革，便是多元運用電子技術的資訊革命，未來世界的趨勢將朝向後工業化的方向發展。托夫勒主張，全球化讓人們無論身處何地都能賺進財富，但在網路空間（cyber space）所累積的財富，卻不存在於任何實體空間，如何拓展各種電子資訊往來互通的電子空間，將為人們創造出全新的財富來源。原本為軍事目的而研發的網際網路，開放給民間使用後，建置完善的網際網路，以擁有全球規模的資訊基礎建設作為根基，成為電子空間中的重要「幹線」。於是，金融、氣象和農作收成等資訊開始在全球空間中高速往來，由ATM、手機、電子信箱和社群網路等元素，所建構出的全球電腦空間從此形成。於是，電腦的資訊處理能力成為具未來競爭力的新一代主力商品，每隔半年，電腦的資訊處理速度便增加兩倍，價格也在短短三十年內降到千分之一，如今運用光纖技術就能瞬間處理完高達九萬本書籍的資訊量。

「我想要自由地生活看看。」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大野智帶著一如既往不慍不火的語調，衝擊了日本演藝圈與粉絲的心房，但同時又有些心疼，我們渴求不凡，對偶像而言，「平凡」卻是一種奢望。

今年出道20週年的日本國民天團「嵐」，於1月27日晚間召開記者會，宣布將在2020年12月31日休團，隊長大野智陳述了自己的心聲。嵐於1999年出道，在演藝圈打滾已逾20年，不知不覺中，電視螢幕中閃閃發亮的偶像也已屆臨不惑之年了，大野智說，自從踏入這個圈子，他就沒體驗過普通的生活，因此想要暫別一下這樣的世界，去看看過卻未曾見過的風景。

《真寵》（2018）為導演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執導的歷史劇情片，並狹帶著驚人的氣勢，一舉入圍了十項奧斯卡金像獎提名。該片聚焦於十八世紀初的英國皇室，一對堂姐妹為了爭奪安妮女王的歡心而引發的宮廷鬥爭。導演尤格‧藍西莫在這部片上的風格產生很大程度的轉變，在先前之作中，如《非普通教慾》（2009）、《單身動物園》（2015）、《聖鹿之死》（2017），影片維持在冷冽、超現實性的風格。在《非普通教慾》中建構了一個封閉、極權的家族體系、在《單身動物園》中形塑了一個獵奇的世界觀，獵捕那些無用的「單身者」、在《聖鹿之死》中的家庭陷入了一場詭異的獵殺遊戲。在2018年的新作中，導演則選擇以「歷史傳記」的類型片為出發，將電影背景置於現實的基礎上添補其虛構的元素。

都市更新整合易受阻礙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整合多在缺乏堅定和明確的集體意識建構前，就太早陷入了個別的分配爭議中。而面對這種目前主流的都更整合模式，請容我將其統稱為「分配導向的整合模式」。所謂「分配導向的整合模式」是指在更新重建的意見整合中，以更新後權利的分配為最主要或甚至是唯一的整合誘因和手段。透過如合建的分配比或是權利變換的共同負擔比等的面積或權值分配比例的談判，來企圖說服所有權人同意參與更新。

分配導向的整合模式：以「利」之名行都更整合

在此一模式中，整合人及被整合人皆很容易陷入各自分配數字的爭奪保衛戰中，而在沒有一個絕對公平的分配值可以作為依據的情形下，且因為害怕別人會不會分的比我還多，或者擔憂自己被騙，很直覺地每個人都會為了自身利益或自我保護極力爭取更高的分配額。而這種爾虞我詐的競爭與攻防也使得他們間的關係從一開始就註定是對立，而爭議的發生也只不過是個必然的結果。

和解（die Versöhnung）與原諒（die Verzeihung）的差異

在遭逢納粹聞所未聞之惡後，四周向鄂蘭襲來的是法律上究責的無能為力以及德行上受盡潰敗的受困感，這種受困感在她早期思想札記當中相當明顯。雖然她在1940年代開始追溯極權主義之前的各種歷史轉捩點，但是到了1950年代困惑著她的卻是，要如何和解（die Versöhnung）？特別是犯下種種不義行徑、或者在旁拍手叫好的人們，他們之後所要乘載的負擔。「歐洲人如何再重新一起共同生活？」始終縈繞在鄂蘭的思考當中，直到在1958年《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以及歷經三年編訂的《行動的生活》（Vita activa）中，才逐漸刻畫出彼此共同繼續生活下去的關鍵動力－「承諾的力量」（die Macht des Versprechens）。

近期瑞典發生一起嬰兒被擄走，警方以近乎「癱瘓全城」的方式在三個小時內尋獲的事件，讓許多人驚嘆瑞典的社會安全網如何健全，為什麼瑞典能夠做到，而台灣卻不能呢？該城市的人不論是主動或被動，都參與了協尋被擄嬰兒的行動，這反映出了瑞典對人權及生命的重視，不只是懲戒犯罪，而是盡可能防範於未然，即使對象是一個小嬰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