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日想想】宮崎駿的時代精神

「時代精神」（zeitgeist）的描繪，是後世讀者對於某個時代發生的事情，所能夠嘗試掌握的關鍵。以《昨日世界：一個歐洲人的回憶》聞名的奧地利作家褚威格（Stefan Zweig），就是對戰間期歐洲崩潰中的時代精神具精描繪的佼佼者。因為某個咖啡廣告，某個世代的台灣人幾乎都知道他的名言「我不在家，就在咖啡館；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往咖啡館的路上」，這也可以算是褚威格所處的時代之「時代精神」的代表名句。那麼，在褚威格描寫的那個時代裡，有沒有人嘗試尋找其他地方的「時代精神」？

最近去看了宮崎駿的動畫電影「風起」，果然不易外地找到那種描繪「時代精神」的筆觸。那是1920年代，當時的日本人（也許包括或者不包括當時的次等國民台灣人）經歷了無可抵擋的地震、愚不可及的戰爭、以及突如其來的病痛，宮崎駿的問題是，他們是怎們活下去的？那個時代的精神，又是什麼？

電影中有個橋段，主角崛越二郎來到德國見習飛機製造，半夜睡不著，在街上晃蕩。一扇窗後傳來舒伯特的「冬之旅」系列歌曲。那其實是我很喜歡的作品，當下聽到只覺得熟悉。但某夜聆聽音樂家Zoe的廣播節目，才知道宮崎駿選了舒伯特的「冬之旅」系列的Wasserflut（熱淚如洪水）這首曲子，所傳遞的意念是「沉重」。因為背負了國家富強的責任，所以沉重，所以在冬季行走於當時意味現代的歐洲大陸時，崛越二郎的心境不是旅行的美好、而是家國的重擔。

那就是當時亞洲各國的時代精神吧？年輕人夢想家國成為現代強國，身上背負著邁向現代的重責，不斷地往前邁進。宮崎駿的電影讓我想起他的好友司馬遼太郎的作品《坂之上之雲》。只是崛越二郎所處的時代，是這個時代精神即將因為極端化而走向戰爭、進而毀滅的結局；而司馬遼太郎筆下的秋山兄弟，則處於剛剛開啟現代國家之夢的起點。

司馬遼太郎曾經說過，他之所以喜歡寫歷史，是因為他想從歷史之中，證明日本的先人其實沒有昭和時代的軍人那麼傻，他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國家的方向，反而是後繼者的愚蠢與對於世界的無知，才那麼自以為是地將國家帶向毀滅之路。正因為司馬一貫立場如此，因此在其最受爭議的《坂之上之雲》被拍攝為電視劇的同時，人人莫不憂心那些亢奮的戰爭場面，會錯誤的引導閱聽者轉向右傾的立場。

正如同「風起」這部動畫中，傾向自由派的人們也莫不憂心，創造零式戰機的崛越二郎的故事，會不會又再一次被有心人認為是倡議戰爭正當論的作品？但顯然沒有，無論在《坂之上之雲》，或者「風起」中，兩位曾經經歷戰爭的一代知識分子，都刻意的在作品中，尤其是對話裡，放入反戰的元素。正如同宮崎駿在回憶錄《出發點1979-1996》一書中，「我喜歡的東西」一節裡，藉著他擅長的繪畫，說出了自己喜歡飛機但討厭戰爭的情緒。但也因為如此，他們成為左右兩派所共同批判的對象。

戰後的亞洲對於日本的復興與「正常化」充滿疑慮，每每日本有軍事動態，都會引起周邊國家議論。像宮崎或者司馬的作品，都遭到中韓兩個受害國、或者日本國內的左派嚴厲的批判，因為他們的主題都和戰爭有關；但同時，右翼也認為他們的太過鮮明，藉著戰爭批判戰爭的立場顯得忍無可忍。

但我一直在思考，對於國家正常化的追求，和軍國主義右翼，中間應該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吧？亞洲各國對於日本的批評，是不是有稍顯反應過度的跡象？宮崎或者司馬所代表的，應該是經歷戰爭的一代人，對於戰後體制的反省與思考。國家本身不再負擔防衛的責任，而將此重責交給美國，交予駐軍，創造出一種純粹服從、無法反抗的新殖民主義型式，甚至還要因為美國需要，被迫跟隨出兵海外，這樣不具有能動性的的國家體制，在已經終戰將近七十年的世界格局中，是否依然妥當？

我並不是日本專家，對於這些問題的掌握，僅止於皮毛。只是每每看到在侵略戰爭中受害的亞洲諸國對日本「正常化」期待地的過度反應，都感到十分不解。只是在有限的閱讀中，漸漸發現經歷過戰爭一代的他們，如何試圖回到歷史，藉著人物的描寫，告訴當下的日本人，當年打破幕末體制之後的日本，前輩先人們對於國家的想像是什麼？後來進行的那場自我毀滅的侵略戰爭，又距離他們曾經夢過的理想有多麼遙遠？

這種「時代精神」的勾勒，正是創作者孜孜不倦而努力的目標。而回頭看台灣，我們過去的、現在的「時代精神」又是什麼？何以無人試圖勾勒？我們對於這個國家「正常化」的期待在哪裡？在我們短暫的歷史中，那些人思考過這些問題？翻閱書卷，也許因為更迭不斷的外來政權之故，這段描述赫然是一片空白，令人浩歎，也不禁想問，何時，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正常而多元自由的國家，始得以不受拘束的追尋自己的過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