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馨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社工督導
「我長期在中國大陸工作，不知道為何，因為疫情無法返回中國大陸工作，而我的婚姻也似乎完蛋了。」
「人家告訴我『男人過了40歲，講也沒有用了。』我該對這男人死心了。」
「那次她撕碎我們年輕約會時的照片，我的心就關上了。」
這些隻字片語都來自於我去年陪伴的家庭成員口中，他們影響了我的工作思維，也打開我的工作視野以及對家庭的眼光。
見山是山：初入家暴防治工作
1993年台灣發生了「鄧如雯殺夫案」，引發社會大眾的高度關注，讓長期關注婦女受暴問題的婦女團體更積極推動立法，催生了1998年《家庭暴力防治法》。1999年各縣市成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推動法令運行，為受暴婦女建構了保護體制，期待透過社會工作與各網絡的介入，終止暴力的再發生。
我在2002年大學畢業後，踏入了婦女保護社會工作，從事婚姻暴力防治工作近20年。帶著救援受暴婦女的工作理念出發，我一邊陪著婦女進出法庭爭取自我權益，一邊心疼她們被破碎的生命經歷。當時我覺得，自己真的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婦女保護」工作者，認同婦女在整體社會性別建構下是相對弱勢的一方；另一方面也在服務中實際體認到暴力互動關係下，女性的脆弱與無助。
見山不是山：拼湊不出的暴力全貌
家庭暴力受害者因為長期受暴，常見對關係有著不安全感與缺乏面對未來的信心，因此在與婦女工作的過程中，我習慣自己是「照顧」與「提供資源」的社工角色。
12年前，我認識了這對夫妻，一開始先接觸的是太太，她告訴我在婚姻中的委屈及憤怒，認定先生故意用雨傘攻擊她，她一定要聲請保護令，以捍衛自己的安全。
然而，先生也在當次衝突中受傷了，所以先生的社工提議找第三方一起進行夫妻協談，長期以婦保社工自居的我，當時很難想像自己將婦女擺放在會談室內跟「施虐者」談話。
夫妻協談當天，先生只要一開口講話，太太就會扯盡嗓門破口大罵，我怎麼都無法阻止太太的謾罵，於是當天協談破局，但他們卻一起回家了。我帶著狐疑的心情，持續與太太工作，陪她順利取得保護令，聽著她繼續情緒高亢地抱怨婚姻，卻也深深明白這個家有許多我漏接的訊息。
「這個家庭的孩子，該如何處在父母夾殺的家庭關係裡？」、「那天來不及開口的男人，是不是有另一個故事？」、「我眼前的這個女人究竟帶著多少心酸與不平，才會累積這麼多的憤怒？」。這些困惑到我結案的那一天，仍始終如同遺失拼圖一塊，無法辨識出全貌。
見山還是山：家事商談 聽聽這個家不同的聲音
隨著《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推動，急速成長、居高不下的通報案件量，似乎顯示出民眾越來越有「家庭暴力防治」的概念與「自我保護」的意識。家暴通報案件中，有愈來愈高比例是「互為相對人」。
在抽絲剝繭釐清暴力緣由後，我看待「家庭」的眼光也有了轉變，從傳統受害者與加害者間有著「絕對位置」的思維，走到看見破碎的關係中，其實同時存在著兩個受傷的人，「暴力」常常只是家庭關係斷裂下的產物。
2021年開始，因政府推動社安網政策，我從一個被動等待與「施暴者」交手的婦保社工，多了一個需要主動理解這個家庭中另一個人聲音的「家事商談人員」的角色。帶著過去對婚姻關係與家庭樣貌的專業知能，我學習接觸每一位來到我眼前的「人」，聆聽他/她的故事，也學習連接他們的故事。
一開始，我有些難以轉換自己操練十多年的被害人社工角色，仍從自己眼前滿滿的通報案件中，說服自己站在「子女最佳利益」，舉起「友善父母」的旗幟，去陪伴那些關係破裂後，仍須為孩子探視與監護問題糾結的父母。
直到自己真正走進那段曾經只屬於他們的敘事時，我開始明白子女問題，其實只是關係瓦解後心碎的殘骸，那是他們僅剩的牽絆，而鬆開牽絆唯一的方法，則是需要個人重拾勇氣共同面對「關係的告別」。
這一年多的家事商談服務裡，如何承接這些受傷的家庭，學習鬆動家庭中糾結的個體，成為我重新接觸這些人的重要功課。我陪伴了一些人面對關係的結束；心疼一些人在傷痛下，先選擇逃避面對；也看著有些人願意開啟對話的可能。然而每一個選擇都是不容易的，卻也在這不容易中，他們有機會透過「家事商談」，重新梳理那段破碎的回憶，也在過程中找回過去生命裡遺失的一塊拼圖，讓自己、讓對方、讓孩子的生命都有機會更完整，在整理與面對後，為這段過往告別，也走向與自己關係修復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