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內外】從香港電影《空中小姐》裡的〈台灣小調〉談起

近年來，家族故事的出版蔚為盛事。以個人生平為主軸，透過生動的生活史，讓人走入歷史現場，也在字裡行間帶出鮮少被注意的歷史細節。

2015年出版的《五線譜上的許石》與2019年的《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兩部作品的作者徐朝欽與李雅容是許石與李應鏜的子女，他們以對父親的紀念寫下傳記，並讓後繼研究者得以就歷史文本進行研究。兩本看似不相干的家族敘事作品，故事主角的作品與成就，恰好與冷戰時期香港明星葛蘭1959年的電影《空中小姐》有所交疊。

《空中小姐》帶來台灣與異國風情

一部香港電影，為何會與台灣產生關聯？

二戰之後，世界局勢入冷戰的狀態，台灣加入美國的陣營，並以「自由中國」自居，與對岸的「共產中國」相抗衡。為了表示海外人士也心向自由中國，增加自身的正當性，台灣積極拉攏香港自由影人。拉攏的具體方式是透過政策的優惠讓香港電影得以進入台灣上映，不過，這種優惠是有條件的，1957年「港九電影戲劇總會」成立，這個單位就在確立那些藝人是「身家清白」，沒有「附匪」行為的自由影人，只有自由影人主演的電影才能在台灣上映。此外，自由影人來台灣也有特定的行程，例如為蔣介石祝壽、參加雙十國慶晚會或是勞軍等。

1950年代中期，在邵氏與電懋兩家電影公司的白熱化競爭之下，引領香港電影的國語電影時代。邵氏與電懋兩家公司，都是從東南亞轉回香港，邵氏的卲逸夫1920年代就在東南亞經營電影業，電懋的陸運濤也是如此，戰後的排華風潮，讓他們到香港打造自己的電影王國。當時兩家電影公司不約而同投下巨資建設現代化的片廠，對這兩家公司來說，中國處於封閉狀態，台灣則祭出優惠政策，台灣於是成為香港電影主要的海外市場，也因此量身訂做拍攝國語電影。香港電影對台灣影響甚大，當時台灣除了興盛當中的台語電影之外，國語電影尚未完全起步，1960年代台北的十大賣座電影排行當中，每年香港電影總佔一半以上。

電懋出品的《空中小姐》，主角是葛蘭。1933年出生的她，20歲演出生第一部作品，1957年的《曼波女郎》當中的載歌載舞，讓她一躍為巨星，值得一提的是，戰後香港電影當中，不乏延續1920、30年代上海電影當中，藉苦情的歌女形象表述顛沛流離或底層苦境的作品，但《曼波女郎》裡的葛蘭，跳的是當時全球流行的曼波，唱的也不是歌女苦情的曲調，可以說，在葛蘭身上看到一種戰後香港摩登的特質。《空中小姐》一如《曼波女郎》，葛蘭繼續演繹轉型社會中的時髦角色，空姐正是戰後新興的職業。電影裡除了介紹空姐職業的甘苦之外，也巧妙地將台北、曼谷、新加坡的地景置入，事實上，這些置入的場景，也都是香港電影主要的海外市場。

放在1950、60年代的脈絡來看，《空中小姐》也非常特別。為了迎合台灣所需的政治正確，香港電影或者拍攝以抗日為題材的作品，例如《藍與黑》、《星星月亮太陽》等、也或者拍攝《梁山泊與祝英台》之類的中國戲曲電影，這些在台灣的賣座電影當中，大銀幕上都看不到一點香港的實景，《空中小姐》是少數例外，不僅如此，還可看到曼谷與新加坡風光，猶如帶著觀眾觀光。

戰後初期的大型現代化建設—西螺大橋

電影中，葛蘭所飾演的角色因空姐工作之故隨飛機來到台灣，也因此，影像當中出現1950年代末期的台北，其中，總統府、圓山飯店等地景出現在大銀幕裡。

《空中小姐》當中葛蘭依舊載歌載舞，台灣的部份她演唱了〈台灣小調〉，歌詞如下：「我愛臺灣同胞啊，唱個臺灣調海岸線長山又高，處處港口多炫耀。四通八達有公路，南北是鐵道，太平洋上最前哨，臺灣稱寶島。四季豐收蓬萊島，農村多歡笑，白糖茶葉買賣好，家家戶戶吃得飽。鳳梨西瓜和香蕉，特產數不了，不管長住和初到，同聲齊誇耀。阿里山峰入雲霄，西螺建大橋，烏來瀑布十丈高，碧潭水上有情調。這也妙來那也好，什麼最可驕，還是人情濃如膠，大家心一條」。

按鄭培凱教授2017年在《聯合報》發表的〈曼波女郎葛蘭〉文章所述，當時收音機不斷播放〈台灣小調〉，可以說當時最流行的歌曲。作詞者易文，是因戰爭之故從中國到香港發展的導演，他也經常為電影中的歌曲填詞。《台灣小調》的歌詞，相當符合冷戰時期台灣政府所欲展現的物產豐盛外加現代化建設的「寶島」形象。

這首歌的歌詞與曲調都有值得討論的地方。從歌詞來看，所提及的台灣元素多是農產、物產與自然景色，現代化的元素就是鐵道與西螺大橋。當時的鐵道，基本上仍是日治時期留下的基礎，戰後現代化的工程就屬西螺大橋。《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一書，是李雅容在65歲時開始追索西螺地方史與父親一生的心血之作。

1953年西螺大橋落成時，是世界第二大橋，為了一睹這座先進的大橋，8萬遊客湧入當時只有3萬7千人的西螺。這個盛況的背後，是來自跨時代與跨國的力量，其間，也有個人的夢想與堅持。1933年還在同志社大學就讀的23歲青年李應鏜與彰化書香門第出身的陳勸結為連理。結婚當日，六台汽車從西螺到彰化迎親，婚禮結束後，汽車載著賓客開回彰化途中，因不熟地形，陷入沙洲水窪，此刻水越激越多，危急時刻，幸好新郎一方帶人用牛車將汽車脫出。也是此刻，李應鏜開始有大橋之夢。

1930年代後期，台灣總督府開始架橋工程，不過，後來因為戰爭，最終未能完成。戰後，李應鏜歷任台南縣參議員、西螺鎮鎮長等職務，他為西螺大橋的催生不遺餘力。最終，西螺大橋在政府經費、美援的資助下，外加美國帶來的菲律賓技工、日治時期訓練出來的台灣工人等眾多力量下，完成戰後初期或許是最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

許石音樂的流轉

〈台灣小調〉的曲調，台灣人一聽就有熟悉感。這是許石膾炙人口的〈南都之夜〉，歌詞開頭的「我愛我的妹妹啊，害阮空悲哀…」幾乎是人盡皆知。

1919出生的許石，1936年17歲時便赴日本歌謠學院，在半工半讀的艱辛狀況下接受音樂訓練，畢業後也在日本的劇座、歌舞團擔任歌手。1946年因為母親病危才回到台灣，而後，一方面從事創作與表演，另一方面也在台灣各地採集鄉土歌曲。按《五線譜上的許石》一書的說法，1946年許石回台之後，在台南士紳許丙丁的資助下，成立巡迴表演團體，也啟動第一次的環島演唱會，這一次的演唱會當中，最受歡迎的歌曲就是〈南都之夜〉，這首是由鄭志峰填詞。

值得注意的是，〈南都之夜〉之前還有另外一個版本—〈新台灣建設歌〉。也在《五線譜上的許石》當中，劉國煒的紀念文章〈憶!做唱片教唱歌的許石先生〉提到，許石之子許朝親整理父親相關文物時，台語歌王文夏特意詢問〈南都之夜〉最早的手稿是否仍存在？因為〈南都之夜〉的前身是〈新台灣建設歌〉。近年來的口述歷史確實讓很多細節得以重建，〈新台灣建設歌〉雖然早已為人所遺忘，不過，還是有見證者。林沖，是歌、舞、劇都受過專業訓練的藝人，而且從台灣到香港、日本發展，也都創下燦爛的演藝生涯。在他今年出版的口述作品《我的鑽石人生：林沖回憶錄》當中，就提到戰後台南日治時期的電影館宮古座為政府接收，易名延平戲院，在那裡，剛從日本回來的許石就在舉行發表會，同是台南人的林沖，跟著大人前去聆聽，其中，有一首歌就是〈新台灣建設歌〉，而且是台上教唱，台上台下一起唱。

這個場景，頗有音樂課的味道。不過，〈新台灣建設歌〉的歌詞到底是什麼？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台灣音聲100年」的資料庫當中，可以搜尋到薛光華所做的詞，並由台語歌手謝銘祐根據原譜演唱。基本上，〈新台灣建設歌〉跟〈台灣小調〉有些類似，都是歌頌台灣的物產與風光，不過，〈新台灣建設歌〉當中的「衣食本無憂，見如今米珠薪桂，生活竟難求」可以看到戰後初期物價波動等不安的社會心理。

依時序來說，從〈新台灣建設歌〉、〈南都之夜〉再到〈台灣小調〉，許石所做的曲或許因為容易哼唱，作詞者都喜愛為這首曲填詞。附帶一提的是，〈南都之夜〉的曲在1970年代初期，也被填詞為粵語歌曲〈舊歡如夢〉，由香港身兼配音員、歌手乃至導演等多重身份的藝人譚炳文演唱，一時間成為流行歌曲。20多年後，1992年的香港電影《92黑玫瑰對黑玫瑰》，旨在戲仿1960年代陳寶珠主演的「黑玫瑰」系列，電影中充滿各種懷舊的片段，也包括梁家輝所唱的〈舊歡如夢〉，由於《92黑玫瑰對黑玫瑰》隔年獲得香港金像獎多像提名與獲獎，這首老歌也在懷舊的氣氛當中重新被提起。

從台灣到香港，從戰後初期到1990年代，都可以聽到許石所做的曲，這就是許石音樂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