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

「回來後龍以後，火車若嘟，阮心肝就微，想每一次這趟車若來，阮頭家就自八堵回來，現在有去無回來。」（王鄭阿妹）

「到現在，我昨天才看到報紙，寫講單親的母親需要社會的人來照顧。彼時伊被劫走去，我就變成單親的母親，只有一直想要顧囝仔，看囝仔能不能和其他人的囝仔一樣，我彼時不知道單親的母親這麼難做，自己又要賺一點錢給這些囝仔吃，又想看能不能教得有行。」（郭一琴）

「有時暗時睡不著，我就一直想這件代誌，想這個國家怎麼生成這種款？想阮頭家人又無怎麼樣，好好的人，來把伊抓去打死，這叫什麼國家？」（張楊純）

「作為一個查某人，我這世人的感覺是：『勇敢活過來。』男人的工作，我都統統做，好像很勇敢的活過來。」（張玉蟬）
 

在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紀念的這一年，《查某人的二二八》這本書和這樣一個書名的出現，在於突顯性別和政治、歷史間相互交織複雜的現象。

女性與二二八的關係

這幾年來，當絕大多數有關二二八的口述歷史及研究，企圖在回憶與重構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當時歷史情境之時，在二二八受難者幾乎清一色是男性的情況下，這樣的歷史重建和論述工程，基本上也就變成以男性為中心的二二八經驗與記憶。在面對查甫人已死，而查某人必須活下來的歷史事實下，這本書企圖將二二八事件，視為這些因二二八這個政治屠殺事件而變成寡婦的生命轉折點，從活下來女人的生命經驗，來記錄與論述「女性與二二八」的關係。

使用「查某人的二二八」為書名，是因為福佬話的「查某人」三字，傳達台灣民間女性生氣和堅毅的氣質，這樣的書名，不僅突顯出相對於男人的二二八經歷，這是一本關於女人的二二八經驗，並且也肯定這些活下來的女性，身為政治寡婦的生命力與堅強。

廣泛而言，女性與二二八的關係，可以是直接事件的參與者，如謝雪紅；可以是見證者，也可以是受難者的母親、姐妹、女兒或妻子。此書選擇「寡婦」這一角色來口述女人的二二八經驗，在突顯出二二八事件中罹難者幾乎全為男性，而許多女人因而成為二二八未亡人的事實，並且也由此延伸幾點問題意識的思考。

第一，二二八這樣一個政治屠殺事件，為何受難者幾乎全為男性，而許多女人因而成為政治寡婦？這個男女有著不同命運的歷史事件背後，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或是有其造成的社會、政治意涵？第二，對當年那些受難的男人而言，二二八事件對他們的意義，是從事件的發生到他們遇害的時刻為止，但對他們的妻子而言，那卻正是他們二二八的開端。二二八事件到底如何影響這些女性的日後生活？或是說這些受二二八事件最直接衝擊的女性，如何在二二八的陰影下，及在既有父權社會下，尋找他們在經濟、政治、情感各方面生活的出路？第三，我們還要問，這些政治寡婦如何由他們個人的生命經歷和身為女人的角度來詮釋和看待二二八及他們的一生？最後，這樣一個由女性角度來記錄、整理的二二八口述歷史，其意義為何？

近年來，不少學術研究開始點出，在國家、民族形成建構的過程，女人與男人往往有著不同的參與方式，扮演不同的角色，經歷不同的經驗，和有著不同的國家藍圖想像；例如，從人類歷史來看，許多的民族主義運動者和國家建立者，往往會描繪他們未來的國家是個永久、和平的樂土，但同時，他們又相信為了能達到那個永久的和平，暴力及軍事是必要的手段與過程。在人類歷史上，永久和平是否真正存在過，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卻看到戰爭和政治暴力似乎永遠如影相隨地，伴著各類型的國家、民族建立過程而來。

許多女性主義的工作者就指出，戰事和政治暴力其實是一個非常男性沙文的文化與工程。從戰事的籌謀到戰場上的一兵一卒，絕大多數都是男人。許多男人可能在戰場上成為所謂為國犧牲的烈士，不少男人也藉由戰事奪取權力，或失去權力，更有些男人因而成為國家、族群的「民族英雄」。

而這時女人在哪裡呢？絕大多數的女人，只是被動地被捲入戰爭暴力的風暴中，他們既沒有權力來決定戰事的啟動與否及形式，也極少有機會藉戰事來升個一官半職。此時，大多數的女人可能在後地，想盡辦法掙些物質，供家庭生活所需，和配合政府的策略，忙著生產物質，以供前線需要，同時這許多女人，有的可能高興得知他們所親愛的男人，在前線平安無事，有些女人則哀痛欲絕地失去家中的男人，而為一家大小生計，必須堅強活下來，當然也有些女人被徵召為戰地的慰安婦或醫護人員，或不少女人成為敵方男人的性暴力對象。雖然許多女人也在戰事暴力中經歷各種苦難，但是最後在多數歷史書寫中，我們往往讀不到這各類女人的故事。由戰爭及政治暴力的例子，我們輕易看出女人與男人在國家的建立過程，有著極不同的經歷與待遇。

政治寡婦的產生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中國民族主義沙文政權，企圖在台灣建立穩固政權的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個政治、軍事暴力事件。在了解當時台灣人社會中，有能力影響輿論、掌握權力、資源的人，是以男性為絕對多數的情況下，就不驚訝，當國民黨決定以軍力來鎮壓台灣社會時，它屠殺的對象會幾乎全是台灣男人，尤其又是社會菁英份子。

因此男人成為二二八受難者，而他們的妻子成為這個屠殺的政治寡婦，就絕非是個歷史的偶然。「政治寡婦」的產生與存在，基本上是社會文化建構而成的產物，其背後的生成因素，是因為我們整個社會體制的運作，基本上是非常性別化的。男女在社會的權力運作結構中，有著不同的配制，在國家、民族建造過程中，有不同的參與方式與角色，因而也決定男女在權力鬥爭中和國家建立過程中，有著不同的經驗，最後也往往因為這個不同的經驗，導致男女有著不同的國家想像藍圖。

如果又從國家建構的脈絡來看二二八事件，這幾年來在台灣意識逐漸高漲下，有許多人致力於重建台灣歷史主體性的同時，二二八事件的口述歷史和相關研究，就成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工作。二二八成為台灣人在外來政權欺壓下，一個集體苦難命運的象徵事件，由再論述這段苦難歷史，台灣人找到其共同命運體的基點，當年事件的受難男人，成為今日台灣主體歷史重建中，被悼念的，為台灣人自主性而犧牲的先驅。

有趣的是，在絕大多數的二二八論述中，女人不見了。那些在恐怖中艱苦扶孤、活下來的女人的聲音不見了，或是我們若聽到他們的聲音，也是因為我們要他們告訴我們，他們丈夫當年受難的情形，這些女人自事件後，艱苦尋求出路的故事，只是零星地點綴在他們男人的故事背後，而不見其主體性。而這個查某人二二八的口述工作，正是希望由這些女人講出他們自己的二二八經驗。

政治觀點的影響

過去，二二八一直是台灣社會的政治禁忌，到底這些受此事件最直接影響的女性，如何面對二二八這個政治恐怖事件，以及這個事件如何影響他們個人的政治態度參與？

一般而言，絕大多數受訪者，面對這個政治禁忌的策略，是絕口不提二二八，尤其是對其子女，深怕其子女會因亂講話，而再招禍。並且也因二二八的恐怖經驗，而教育子女不可插手政治。甚至有些受訪者本身，至今仍生活在恐懼的狀況中。

「我以前都不敢想要平反，會驚！會驚！驚警察，驚到要死去，現在還在驚哦！我這些囝仔很氣我，到現在還在驚警察……。」（見郭一琴女士訪談）

另外也因二二八的發生是國民黨政權的暴力行為，使得許多因而喪夫的女性，對政府當局或政治採取疏離的反抗。花蓮張七郎先生的遺孀張詹金枝女士在二二八事件後把他家的子孫都送到國外去，他曾說：「我情願我的子孫做外國的奴才，也不甘願他們做中華民國的紳士。」（見張玉蟬女士訪談）。楊毛治女士提到，二二八後，有一度，他不願學國語，因為「想這個社會這麼無道德，為什麼要學他們的語言。」另外，潘罔女士在二二八後，也認為「一個丈夫這樣無緣無故死去，選舉要幹什麼？」

此外，不少受訪者表示，因其丈夫死於國民黨手下，使得在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會連帶地很氣外省人，但在後來生活上的接觸與認識外省人，及了解二二八的兇手並不代表所有的外省人下，也不再對外省人採取敵意。

「二二八事件後，對外省人，一開始，我們當然很怨恨他們，但是久了，我們就了解這不是一般的外省人做的事，而是那些做官的外省人做的。所以，以後我們對外省人就不會排斥，阮大嫂的大媳婦和我的媳婦都是外省人，我們都相處得很好。」（見張玉蟬女士訪談）

雖然多數受訪者，都點出二二八悲劇的發生是當年政府所為，但由於一夕之間失去丈夫的悲痛，及事後無法談起此事的恐怖經驗，至今多數受訪者，對二二八的發生與處理，都懷有極深的無奈與無力感。如盧陳碧水女士所表示：「我當然會怨嘆政府這樣做，但是怨嘆又有什麼用？咱們的要求，政府又不會做。」

由於，沒有一個社會正義的出口，可以抒洩心中的不滿與怨嘆，許多受訪者將二二八喪夫的悲痛及一生艱苦，轉看成是個人命運「歹命」的無奈，而失去想要控訴這是一個政策造成的悲劇的力量。也因為往往將二二八喪夫的發生，看成是個人命運使然，在回顧他們一生時，絕大多數女性，都表示自己是個「歹命人」的深層無奈。

「我這一世人很歹命，這個歹命，出世就帶來了，只好認份，嫁了十幾年就無尪，歹命啦！」（見郭一琴女士訪談）

而這種自認「歹命」的無奈，也影響他們往後生活上所作的決定，或如何與人互動的模式。潘罔女士認為他若是個好命的人，就不會在二二八中失去丈夫。因此，他認為自己既是歹命人，何必再嫁？王鄭阿妹女士則認為自己失去丈夫是個歹命人，而有先生的小嬸是個好命的人，因而每天自願洗小嬸的衣物。

不過，儘管對自己生命有極深刻的無奈，從喪夫到自己扛起責任來扶養小孩的過程，走過來的這些二二八查某人，也從自己生命作為裡，肯定自己是個堅強、勇敢的女子。

「我常跟人家開玩笑講，『我是踏浪而來的』，我的人生坎坷，受很多的煎熬……。浪有高、有低，隨時變動，要能踏浪而來，是很不容易。……我感覺我是個很堅強、自在的女人。」（見台北匿名女士訪談）

書名：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  二○二○年增訂版
作者：沈秀華
出版時間：2020年3月
出版社：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