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與大人》：警察大人與小民百姓日常生活

臺灣地方代表組成的保正甲長，在警民之間搭起磨合與協助的橋梁。如張麗俊在擔任保正期間，他本人即有多次協助警方從事戶口相關作業的記錄。

如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六日的日記記載「入支廳抄戶口簿，因名並生年月日彼此恒多不符，又不肯改正故也。」之後，張麗俊每天到支廳抄寫戶口簿，連續抄了十一天才結束。一九〇七年五月十六日的日記又記：「近三時『巡查』樋口千代松氏及蔡玉碧來家，言他係此數保受持，明后日要調查戶口云。」十八日「午前在家候樋口千代松氏欲來保內『對戶口』，近九時仝他往對，近十二時率回午飯。」一九〇七年十月，還發生：「午后，欲代家阿傳入支廳請印鑑，因廳內戶籍誤造張阿得（家阿傳的臺語音類似張阿得），則戶口不能照合，決要入改名屆焉，向晚乃歸。」從張麗俊的日記可知，保正也要協助警察到支廳抄寫一份戶口登記簿，幫忙掌理地方人事狀況，定期陪同警察到各家各戶去抽檢查戶口資料，並須協助保內人員修改戶口登錄失誤處。另如一九一一年十月，一則以〈狐假虎威〉為標題的報導，說「臺北大加蚋堡三張犁（今信義區）有一人叫李孤乳，本來是無賴，因與該庄的巡捕結交就仗勢欺人，甚至趁戶口調查時百般誘謔良家婦女，庄內有不少受害者。」則呈現另一種戶口調查時可能出現的亂象。

一九一五年臺灣舉行全島第二次大規模的戶口普查。此時，隨著臺灣島內各地方知識分子的增加，故而在警察、保正以外，官方也動員著各領域的知識階級一起接受戶口調查員訓練。如在新竹擔任公學校教師的黃旺成（一八八八─一九七八，臺灣民眾黨的創立委員之一），他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記寫著：「本日講堂有臨時戶口調查委員訓練會，職員中內人（日本人）全部往聽。」九月二十八日，日記又載：「內地（日本人）教員出戶口調查。」

對於這次調查時臺灣人的反應，依《臺灣日日新報》形容，臺中廳家家戶打掃環境、準備茶椅，掛上國旗恭候調查人員來訪。出外工作的莊稼或苦力雜工等，因調查而回鄉的有千餘。或有一家之主手拿門牌，命令家族成員根據戶口調查簿的順序排隊，耐心接受調查。如臺中廳參事吳鸞旂（一八六二─一九二二，林獻堂之父林文欽的表兄弟），在十月一日調查當天，家族全員著正式裝束，列隊等待調查委員的到來。也有的商家為配合調查特地休業，或主動替調查員清除路障。根據官員觀察，此次戶口調查期間，上流社會者多能衣著整齊，端座等待調查員來訪並誠實作答。但也有民眾仍不清楚戶口調查的目的，因害怕錯失調查而喪失國（臺灣）籍，或認為未於戶籍地受調而失去戶籍，因此趕緊返鄉。或是有民眾以為調查養豬的數量是為了課稅、調查纏足是為了收纏足稅，所以無照實回答或臨時解足。簡言之，此時的臺灣民眾大體上算是相當配合員警和調查員的戶口調查作業。只是因誤解或不信任官方，而產生失常反應，或甚至偶爾出現變相的防衛行為。

隨著年復一年的戶口調查，臺灣民眾愈來愈熟悉這項既定的作業流程，也漸漸養成一旦戶口發生變更，就要主動到相關單位登記的習慣。而保正在協助處理戶政事項時，因為保正不像日本警察這麼威嚴、令人戒懼，也因此容易產生麻煩。例如張麗俊日記一九一五年八月載：「午后在家，曾聖恩與其女婿林明搖因分戶不能清楚，『屢次來此糾纏』，令其再領戶口抄本云。」若遇違逆事件，不僅當事人恐遭受處罰，保正也必須聞問關心。張麗俊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八、九日的日記也分別記載：「午后，故人來喚我，『通知清波因戶口抄本之故，謗毀官廳，官廳欲傳他問証』云」、「聞支廳已發傳票傳清波並張阿寅、張啟章，未知果有此事否？未午歸，見郵丁遞傳票至。午后探雲，亦接此票。遂往墩候問雲信，果係問清波因戶口抄本之故謗毀支廳事，但波尚未入問，不知如何。」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這種戶口調查與報備紀錄已成為臺灣人生活中的日常習慣。如張麗俊日記一九二〇年十月一日載：「晴天，在家，因是日戶口大調查故也。自明治三十八年調查至今係第二回，『近八時查員陳蔡喜來查問一番』，遂別去。」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載：「晴天，在家洗掃庭除，因帝國領臺後，是日乃第三回戶口大調查之日也。九時餘，『保正林瑞德仝巡查王清國來點人數』，我家男大小計十一人，女大小計十一人。」甚至，臺灣人對於警察調查戶口一事，也因觀念和習慣改變而出現「警察過了太多天才來」的感受。如林獻堂日記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時寫著：「警察來戶口調查，攀龍、珠如於四月廿六日，余與成章於五月一日移居於此，『直至本日始來調查。』」

那麼，平常時候民眾要如何辦理戶口變更？ 保甲和警察又要做些什麼？依一九三八年起擔任新莊郡保甲聯合書記的李炳坤回憶，他當保甲書記時有許多工作，但最主要的是整理戶籍。當民眾來派出所申請出生、結婚、搬遷、死亡等申請書時，流程是：戶主在申請書上蓋印，由書記提交各管區警察整理。接著把申請書送交到警察課戶口係，登錄在戶口副簿後，再由各派出所登錄在正簿上存檔。過程中所有的申請書、戶口正副本的整理，都有各個經手人蓋章，以示負責。例如申辦出生證明，是新生兒出世後取得產婆的接生證明、戶長蓋章，然後交給保甲書記盡快送到派出所，由巡查登錄在戶口簿冊上。巡查也必須親自到新生兒家中去察看申請書的內容是否屬實，再將最終資料送到各管區整理存檔。若是死亡，也必須附帶醫生的診斷書或公醫的驗屍報告，註明死因和證明確實死亡。若是因傳染病而死者，公醫或醫生則會立即通報警方，開始另一系列的防疫與隔離措施。

再例如某人與其子原住在新莊，後來搬到臺北市（日語稱「寄留」），又搬到高雄（寄留），但本籍一直留在新莊。則他們須先取得一份新莊的戶口抄本交給臺北的派出所，登錄資料時，寄留用紅色紙，遷居用黑色紙。後來他們再轉到高雄居住，本籍仍在新莊，他們就須再取得一份臺北市的抄本交給高雄市的相關單位，並由高雄市寄發一份一式三張的申請書：一張通知臺北市取消寄留；一張給新莊本籍，告知他們已移居高雄，請取消臺北市的寄留地和更新新址為高雄，並詢問申請人是否有前科（本籍地會留有犯罪記錄）；第三張則存放在高雄市作為存檔證明。這樣詳細繁雜的人口流動記錄，關係到經濟與治安，也可協助警方在旅客傷亡無依時找到位在本籍的家屬與繼承人。

戶口名簿外，關於臺灣戶冊資料的帳本還有戶口謄本（全戶的）和戶口抄本。前者是用來登記財產或繼承之用，後者是用來證明遷移或結婚等事宜。有時候民眾不想自己親自到警察課去申請戶口抄本，便會私下拜託保甲或保甲書記去抄寫。這對民眾來說省時省力，對書記來說也可能得到額外的小報酬。

從日本時代奠基下來的警務單位詳實戶口登錄制度，在一九四五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改由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第一科接管。中華民國原已在一九三一年底公布，但因為戰爭而一直無法確實實施的〈戶籍法〉，一九四六年元月起也正式在臺灣實施。同年六月起，改由鄉鎮公所接辦戶政業務。次年國民政府頒布〈戶口普查法〉，規定每十年舉辦一次戶口普查（第一次出版是一九五六年的中華民國戶口普查），一九四九年再開辦國民身分證。戶籍登記業務由民政機關負責，戶口查察業務由警察定期辦理，成為警政與民政雙軌並行制。一九六九年起，雙軌並行制改為戶警合一制，直到一九九二年配合終止動員戡亂及實際需要，戶警再次分立。

整體而言，臺灣的戶籍制度歷經清代的保甲、日本統治時期的警察管控，到二戰結束後逐漸移交給內政部門所屬的戶政單位負責，期間，警察在其中均占有重角色。直到今日，「警察查戶口」也成為臺灣人共同的生活歷史記憶。

書名：《「小的」與大人》

策劃：戴寶村 撰文：李進億、沈佳姍、陳慧先、游智勝、蔡昇璋、蔡蕙頻

出版時間：2020年1月

出版社：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