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有簡介，該知道我的人，就知道我；不知道我的人，不知道也無所謂。
我還記得很久以前，大概是我國一或國二的時候讀過龍應台寫的一篇文章，叫做《一個美國人死了》。事隔多年，我已記不得詳細的內容了，只記得文章鼓動著龍女士一貫富有煽動力的文字與民族主義式激情，而我依稀還可以記得龍應台結尾作出的結論是：「中國人也是有名字的。」那是一個以我如今生活環境所學習的中文來看顯得很突兀的句尾，說不上對或錯，也不影響閱讀，僅僅是有些怪異。
這種怪異也許是我們國家民主化了以後，因為語言上的某種遺傳漂變所造成的，因為當時倒沒有覺得突兀，我也已經忘記了看完那篇文章，國中時的我有什麼看法，我想大概是「哦，可是現在我出生的國家裡並沒有人被外國人殺死呀。」之類不置可否的結論。更正確來說，大概也不涉及「國家」這樣一個在這片土地上顯得複雜、隱晦、魔幻的概念，而只是這座島上沒有人被外國人殺死、或著再客觀一點：我當時覺得沒有人被殺。
經過了這麼多年，現在我大概可以透過我的所學輕易抓出龍應台那篇文章的一兩打問題所在，龍應台自己大概也不太可能還停留在那時期的看法沒變，每個人都總得在時光之中冉冉步行。
龍大致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不該忘記我們同胞的苦難，就像猶太人不會忘記他們同胞的苦難一樣，而那時剛好也有菲律賓的海盜搶劫我國的漁民。我當然可以問出一堆問題，這只是人類很本真的能力，小孩子的問題總是比較多，我也只是比較幼稚一點，但這些絕大部分的問題都沒有解答，只能消除掉原本的答案，問出來也沒有什麼意思。但我卻在此時想起那篇文章。
也許是因為那篇文章太過煽情了，甚至是隱而不宣地在教我們恨，就像我們的「民主」也總是非常煽情，在推倒了一堆銅像之後，人們反而一下子悲憤起來，而被指向的主體卻找不到，於是我們當然可以找到任何東西作為某群人巨大焦慮的出口，不加入某群人去恨某群人，還顯得不正確。
這種煽情對民主來說卻是很危險的事情。龍的文章說要記住同胞的苦難，但她漏掉了我們更不能忘記其他人的苦難，不管那個人是不是敵人。所有的敵人都會帶給我們力量，有些心理學家認為小孩子透過把父母當成情敵來模仿、為了勝利而學會妥協。但民主力量的本質就是不妥協，如果每次多妥協一點點，為了這個放棄那個，為了自己的苦難而不在乎敵人的苦難、為了幾點幾%的GDP或失業率放棄基本工資，那到最後終究會放棄掉不少的東西，也有可能是全部。
如果我們會滿足於國家對我們憤怒的滿足，那我們就有可能忘記其他更應該要求的東西，要恨任何對象都是容易的，只要對彼此的想像足夠簡單。要暸解對手則是一種本能，也許所有的仇恨，都是源於沒有把對方當成真正的對手，而將彼此放在了一個未經調校、懸殊過大的天平上，人最瞭解的對象往往是敵人，對於我們認為對等的對手，我們很難不去暸解對方。然而暸解就意味著我們無法忽視所有人的苦難，而唯一對抗煽情的方法，似乎只有憐憫所有的敵人。但要怎麼憐憫敵人？憐憫是學來的嗎？
關於我這種幼稚的問題，龍應台至少說對了一件事：中國人是有名字的。也許有一天你會告訴我這是廢話，因為所有的人都有名字，就像台灣、印尼、美國、日本、菲律賓人、大軍火商、殺人犯、情報頭子也都有個名字，我們憐憫這時代每個名字的明日，就是我們國家真正民主化的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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