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歷史】二二八事變後的「自新」誘捕

中國國民黨極權政權在二二八事變中，以武力進行鎮壓屠殺後，隨即發布戒嚴令，又在實施清鄉綏靖時，進行漫無標準的逮捕，受累被捕的多達五、六千人以上，即使在最後一次重申對「自新者」給予切實的保障，結果還是有人受騙誘出而遭到逮捕。

所謂「自新」，其實是中國國民黨政權在清鄉綏靖期間的誘捕陰謀，這項陰謀是從1947年三月二十九日台灣省警備司令部發布公告開始，主要是針對「凡非元凶巨惡，其有畏罪潛匿鄉間及山地，或攜帶武器以備抗拒逃避者」。

中國國民黨政權採軟硬兼施手段，承諾「凡自新分子，政府當一本大信，並切實予以保護」，「否則以主犯論究，一經捕獲，定予從嚴法辦」，「現全省於綏靖期間實行清鄉、嚴密搜查，自難逃避」。

公告後的初期效果並不好，中國國民黨政權曾經搞了幾個樣板出來「自新」，透過媒體大肆宣傳後讓他們「安全回家」，另外，一方面要求「其家屬親族，應迅即勸導，使其歸正」，施壓家屬親族進行溫情喊話，一方面則威脅利誘一些「自新者」成為「舉報者」，慢慢的出來辦理「自新」的人才逐漸增加。

遭到誘捕的著名例子，就是台南縣的吳新榮醫師（當時還兼具台南縣參議員身分）。事變後，他在風聲鶴唳中到處躲藏，到了四月中旬，因為他的父親遭到逮捕，一些關係人趁機向他勸說，才由地方有力人士陪同出面向警察局辦理『自新』，並被中國國民黨台南市黨部當作樣板，大肆宣傳「我們要感謝中央，對事件處理寬大！....好人不要驚恐，就是壞人，或者是這次盲從參加暴動不敢回來的人，只要你自己悔悟坦白的欣然請求自首，他同樣的疼愛你、保護你」。

結果，他回家才過三天，警備司令部特務就循線到他的診所將他逮捕，關了將近二個多月，其間歷經台南市警察局、台南憲兵營、台北憲兵第四團部、台灣警備司令部第二處、台灣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等五個機關輪番審訊，家屬透過很多關係申訴才獲得交保。

他被移送軍法處時，當時被關在一起的還有：台北市參議員黃火定、台灣省參議員郭國基、林日高，竹山鎮長張庚申、台中建國工藝學校（該校在事變後遭到關閉）教務主任李柄崑、台南縣參議會議長陳華宗、三青團的梧棲區隊長蔡為宗、台南分團主任莊孟侯，以及台北市參議會副議長潘渠源和台北市參議會議員駱水源等人。

他們都是遭到誘捕的，其中，如潘渠源和駱水源兩人，他們是在警備司令部最後一次公佈自新辦法當天（六月十二日）出面，親自到警備司令部辦理自新的，警備司令部當天發佈的新聞也說他們是「自新」，藉以宣傳該部的呼籲已經收到立即效果了。

然而，隔了兩天，警備司令部卻取消他們的「自新」，而改為「逮捕」，理由是他們被通緝在先，所以，不能算「自新」。經過連續三天的祕密審問之後，以「預備意圖暴動，破壞國體，竊據國土，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的罪名，1947年的六月十六日，把他們移送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

類似的案例很多，像彰化的黃坤炎等三人，他們早在1947年四月依現定辦妥自新手續，也被列入〈自新人調査書〉中，但仍遭逮捕移送臺中地方法院，同年十一月三日被判處有期徒别六個月，褫奪公權三年。

駱水源和潘渠源兩人被移送的當天，警備司令部即宣布綏靖工作結束，各地都分批舉行過「自新」份子宣誓儀式，後來並在北、中、南設置警備區，但是，原定六月底結束的「自新」期限，到了七月一日卻又宣布展期到七月底。

「自新」份子宣誓儀式，是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機關槍的槍口下，以十人一組分批舉行，必須經過唱國歌、向國旗及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自新人宣誓、監誓員訓話，然後簽署「此次因受奸匪叛徒欺騙，脅迫盲從，參加暴亂行為，初非存心反叛國家，現已悔悟，請予改過自新，矢志永作良民，決不再有違法行為，如有過犯，願受最嚴厲之制裁，此具自新書是實」的自新書，捺上雙手全部指紋，另外，還要加上一份五個「良民」的連保書，才算完成「自新」。

台灣省警備司令部在1947年十月中總結二二八事件案犯處理經過指出，前警備總部與警備司令部核准自新的人犯共3,905名，直接受理案犯585名；所屬軍法機關與部隊受理呈核案犯436名；高等法院檢察處及所屬檢查機關偵辦內亂案犯293名；各機關拘辦事變人犯交勞動訓導營管訓感化者486名。

其實，這項數據仍然不算是最後確定，直到1955年11月3日，中國國民黨的特務頭子蔣經國（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要求「曾參加二二八事件之積極份子，各單位要調查登記，平時注意防範，戰時應作有效之控制。」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才真正著手核實調查有關資料。

原本二二八自新份子名單3,905人，經重新造冊後變成6,317人。當時還研擬〈分類監視考核辦法〉，展開長期的查管監考工作。「自新人」當年是被中國國民黨極權政權強附條件之下交保釋放，所有人及連保書上的連保人都遭到列册控管，有些「自新人」則受迫成為極權政權的線民，有學者研究指出，這些就成為中國國民黨極權政權在台灣實施社會監控系統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