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城中故事》府前街與新高堂：村崎長昶的生意人生

思想，應該是奔放的鳥，所以當人仰望天空，腦袋會自由轉動。然而，臺北人的腦袋，在何時開始自由？腦袋內的思想，由何處開始奔放？這段緣起，應該要從一百年前的書店街說起。

書店街，無疑就是指重慶南路，更準確來說，是重慶南路一段北段、忠孝西路至衡陽路的六百公尺。這裡曾是臺灣密度最高的知識火力區，例如東方、商務、三民、正中、世界等，一九五〇年代三分之二的臺北市書店及出版社開在這裡，一九八〇年代中期登記有案的出版社數量高達七十七家。

一九一五年時，重慶南路還稱作府前街，原因是其位居臺北府衙之前，算是清代臺北城的遺緒。由一八九八年的小文具商發達為臺灣書店龍頭的「新高堂」，這一年風光蓋起整棟面寬三十公尺、樓高三層、賣場兩百七十坪的紅磚新廈，打開了之後一百年的書店盛世。

創立於一八九八年的新高堂，如何在一九一五年站在台灣的出版浪頭上呢？

府前街與新高堂：村崎長昶的生意人生

號稱臺灣書店街始祖的新高堂，創業過程其實也是歷經坎坷。

日本在日清戰爭（甲午戰爭） 獲勝後，二十五歲的村崎長昶透過親友協助，於一八九五年以一個「陸軍省雇員」的身分來臺灣，在總督府內處理土地買賣的工程及登記業務。

志不在小官場的村崎長昶，很快就辭職並在石坊街（今衡陽路）掛起「村崎事務所」招牌，包攬些小工程，做些不動產的買賣租賃，事業小有成就。不過縱橫商場難免杯觥交錯，惹得老婆很不滿酒肉廝混的人生，頻頻催他換一行。

村崎的人生果然在一八九八年來了個大轉彎，以「新高堂」為名做起辦公文具、運動器材的買賣。初始獲利不甚理想，一年只賺三百圓，但他的生意鼻已經聞到書的財氣，一九〇〇年二月更名「新高堂書店」，營業額日漸攀高。

等到一九〇四年時，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屢傳海戰捷報，臺灣跟著吹起新聞熱風。內行的要看船期、外行的陪看熱鬧，不管內行外行都得到新高堂爭睹時局。戰爭財宛如水銀洩地來到：

初始仁川海戰大勝報導傳來，官民熱狂，不期竟有數百人聚集，在市內遊街高唱萬歲。日俄戰爭雜誌每期進貨前預約單已先殺到，五百本或一千冊皆不敷供應，十五錢訂價喊賣二十錢亦瞬間售磬。

──《記憶的追尋：八十年回顧》（記憶をたどって：八十年の回顧録）

他賭對了人生牌局的最關鍵一手。雜誌熱潮帶動書本生意，村崎的書店成了黃金之屋。賣書的獲利，村崎長昶從不諱言「全數投入購買不動產」，很快累積了商業資產及政治頭銜：臺北市會議員、臺北商工會議所議員、臺北書籍商組合長、臺北信用組合長、臺北中央市場取締役、東海自動車會社取役……。

這個時候，書店街雖有一撇，但還不成氣候。

一八九八年新高堂開店之初，附近也開了幾家同業，有名的像是並木書店、太陽堂書店、城谷書店。不過之後十年間，卻紛紛消聲匿跡。原本小有規模、也取得小學校教科書特許的並木書店，突因家庭變故而歇業；太陽堂書店本來要增資改建，後來計畫遇挫就一蹶不振到關店；而號稱臺灣日文書店始祖的城谷書店，以出版情色報導的《花柳粹誌》及通俗小說而享豔名，也因店員盜用公款而一夕倒閉。

幸而不久，文明堂、杉田書店兩家艋舺的日文二手書店搬來，城內勉強算是群聚了幾家書店。文明堂與杉田書房都在西門街（今衡陽路一段），距離新高堂不到一百公尺，不過規模遠遜新高堂。戰後，兩家書店隨著整排的日式街屋消逝，今天只能勉強看到黑漆的磚壁與剖半的山牆。

所以一九〇〇年代的臺北，書店街尚未真正成形。幾家書店各做獨門生意，賣的書雖然不是清末書齋那種私塾冊、日用書，但層次也不太高，主力是教科書，其次是時事雜誌。

還有，絕不能忘記這裡是殖民地。總督府一九〇〇年就頒布《臺灣出版規則》管制本地出版品，日本輸入的書刊也要檢閱，所有不利統治者的言論一概禁入。熟悉政商的新高堂主人豈敢捋總督府之鬚？進書前必由村崎本人嚴選，因此思想成份也未必濃稠。一九一五年出生的臺灣文化先覺林衡道，回憶他年輕的新高堂：

入門顯著的地方擺滿通俗雜誌和文具，至於極少量文學方面的書籍，以及其他教科書之類的書籍，都放置在後面不顯眼的角落。

這些通俗雜誌，第一暢銷的是保守派綜合雜誌《キング》（KING），其他就是《婦女俱樂部》、《主婦之友》、《少年俱樂部》、《少女俱樂部》、《少女之友》之類的教養刊物。村崎的謹慎，至一九三〇年代依舊。不要期望在這裡買到矢內原忠雄那本痛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也不要期望看到自由派或社會主義的政論雜誌《中央公論》及《改造》。不光是介紹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大鹿卓〈野蠻人〉的內容看不到，實際上查禁已是家常便飯，偶爾幾期通過檢閱擺上櫃子，反而稀奇。

思想，未必真的奔放。

村崎的生意腦也在一九〇五年轉進出版，作風一以貫之：

「檢閱須平安、內容講實用，批判思想敬謝不敏。」

出版的創業作品《領臺十年史》，就有配合政令的味道，而且邀到後藤新平作序，展現不凡人脈。其他像是《臺灣警察要論》、《臺灣皇民鍊成講演》，也不意外是新高堂的風格。出版的主力，不意外就是考試參考書、地圖、繪葉書（風景明信片）。不久總督府再招標全臺小學校教科書特約供應商，新高堂一如預期又中選。託新式教育之庇蔭，新高堂日愈發達，還包攬到臺北帝大、臺北高校、醫專的圖書採購業務，稱霸臺灣教科書市場。

新高堂這種包攬採購業務的書店，怎麼夠格作為重慶南路的思想先鋒？確實，一九○八年之前，不只新高堂的書店格局不開放，臺北的都市格局也很封閉。縱貫鐵路雖然已經開通，但若由新高堂往東南西北走去，不出幾百公尺都會撞到城牆，實在不是流動的空間。

這座臺北城，是財政耗弱的清帝國的最後一座府城，歷時八年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完工，城內相當空曠，只有撫臺衙門、布政使司、臺北府衙、文廟武廟、天后宮、書院等零星的官方建築物，以及北門、西門附近有幾間民間店鋪。城內有街道可行，但多是半途斷路，有城門聯外，但全城僅開五個。

地理空間這麼不流動，無怪人們難相會、思想難自由、書店不會起飛。

臺灣於一八九五年進入日治時期，臺北成為島都。日本六月登陸了第一批統治隊伍，就住在城牆守護的城內，為保安全並不輕易外出。統治的前五年，臺北的三個市街依然彼此分離，依然不太流動。這個臺北還沒有八方雲集的流動客源。唯有等到臺北推動「市區改正」，新高堂和書店街的故事才會開始。

市區改正的實施基礎，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一八九八年啟動的全臺土地、戶口、人種、舊慣大調查。日本政權實地搞懂了臺灣市街，就要動手規劃新都市了。一九〇〇年開始，先是「城內市區計畫」，打穿城壁加開九個新城門。府前路上的新高堂原本向北走會撞牆，這年已經可由「北東門」通向大稻埕。

一九〇一年再出現一個「臺北城外南方市區計畫」，在城南地區闢建官舍，日本人第一次移到城牆之外工作及生活。一九〇五年意義不凡的「市區改正計畫」登場，不只將艋舺和大稻埕都納入規劃，而且決定拆除城牆。

那一堵阻隔流動的厚實城牆，終在一九〇八年全部敲光。舊址改建為中央車道、兩側綠帶的「三線道」，寬度平均六十公尺，就是現在市區四條離奇大的幹道：忠孝西路、中山南路、愛國西路、中華路。

城牆拆掉，人事物流動就容易了。一九〇八年縱貫鐵道恰巧也通車，面臨北三線的臺北駅；十月「臺灣鐵道旅館」開幕，是全臺第一家西式飯店，也是整個日治時代臺灣最高級的飯店。紅磚外牆、大廳挑高、從刀叉到馬桶都是英國舶來品。由新高堂走來這裡，花不到十分鐘。

拆掉城牆的臺北城內，新高堂瞬時增添多位重量級的鄰居。最高等級當然是一九一二年起建的臺灣總督府，再往南有一九一三年興建的專賣局（今臺北菸酒公司），若往東則是一九一五年落成的臺北州廳（今監察院）。

這些陸續拔地而起的廳舍，都有相似的建築風格：大片紅磚牆搭配上橫式白腰帶，佐以半圓拱、三角楣等西洋元素，正是大正時期當紅建築師辰野金吾的「辰野風格」。

新高堂書局在同一時期蓋起同一風格的新大樓，想必早在店主人的戰略盤算裡。日後在他的回憶錄裡，也多次提及擁有總督府、新公園、臺灣銀行這些鄰居，真的十分光采。

這樣看來，一九一五年新高堂書局蓋起大樓，至少打了兩種算盤。

第一，這是政治關係的投資。一九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臺北遭遇編號B52號強颱襲擊，府前街等城內舊區受損慘重。總督府終於找到機會掃盪舊街，提出《家屋管理規則》要求土埆厝「更新」為紅磚樓。此時改建大樓，既可站上都市最榮耀的門面，更擁護臺北廳的政策。廳長井村大吉向新高堂提出建議，村崎長昶沒有猶豫就答應。

第二，這是空間部署的投資。一九〇五年扭轉臺北走向現化的「市區改正計畫」，除了留下四座城門，厚度一丈二的城壁全部化為歷史灰燼，臺北城市空間即將出現革命，人與人的關係就要劇變。自由往來的都市，最適合快速流通的活字印刷書出沒。可以想見，書籍將會人與人交會的重要媒介物，書店，必然是好的投資。

書名：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

作者：蘇碩斌、林月先、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徐明瀚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時間：2019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