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想想】香港反送中：質疑北京領導權的城市鬥爭

不知道日後歷史會如何記得這個2019年在香港的夏天，是成為香港(甚至是中國)新時代開端般的自由的夏天，還是如同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民一樣，成為永遠縈繞在香港上空的悲劇傷痕。一個已經被香港人民不信任，甚至還被其下常務文官體制發出否定聲明的特首及其政務代表們，明顯的已經不再適任，甚至可能自己也不太想做下去，但卻因北京政府不知該如何面對後果，更不願意承認錯誤，也還不太敢直接接管香港的「三不態度」，被硬生生撐在那個位置。無力回應港民的反對，只能訴諸白黑合作對香港老百姓施暴企圖恫嚇，這些行動更激起香港民眾的憤怒反擊，這個「施暴—反擊—加強施暴—再度反擊」的惡性循環似乎看不到有終止的時候。

利用港人在台灣遭港人殺害事件，港府提出的類似引渡條例給中國大開正式提領其在中被界定為政治犯、思想犯、宗教犯的空間，引發了港人高度疑慮，這是兩個月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濫觴，而台灣也懷疑港府意圖透過類似修法偷渡台灣屬於中國的「一中原則」。

中國：北京代表一國、一國先於兩制、一國兩制代表北京高於香港

基本上來說，香港人民的疑慮在2014雨傘運動後的發展日益增高，不管是銅鑼灣書商綁架入中事件、立法會成員因宣誓程序被逕去立法局成員資格(DQ)、雨傘運動成員被秋後算帳關進監牢等發展，「一國兩制」的執行實況使港民日益感到憂心。特別是中國在2014年6月10日公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同年中國人大8月31日的「決定」等，規定了一國兩制的本質是一國先於兩制，以及認為根據「基本法」，香港是被「授權」才能實行兩制、被授權的香港不能超越授權者的位階以挑戰其最終權力等說法。一國的前提說與兩制的條件說，讓港人擔心「一國兩制」精神完全被破壞，使得中國可以直接伸手入港。在這種個狀況下，一個導致中國合法要求引渡港民赴中的逃犯條例修法，自是引發高度反對。

港民：一國兩制不可切割，兩制同時約制北京與香港

中國認為「一國先於兩制」，要求港人服從北京所代表之一國的絕對權威，反對北京主張就是反對一國，就是反對一國兩制，因此是違法行為，而挑戰北京權威的行為就是暴亂。相對來說，參與遊行的港人認為兩制的徹底實施是同時約束中央與地方，不存在誰先於誰，或是誰高於誰的問題，因此對於北京「一國先於兩制」感到不可思議，也主張「一國兩制」四字併齊，一個字都不能少。

而過去曾生活在英國治下，接受英制「依法而治」的法律專業主義的港人，對於中共中央有政治權威可以凌駕法律，甚至以授權者 vs. 被授權者的高低位階來暗示基本法給予北京政府高於香港政府的權力等，更感到不可思議。我們可以說，香港今天出現的問題，在於不少香港人民認為北京破壞了兩制，因此是對一國兩制的背信，所以有關與中國的作為都是在不具信任感的基礎下進行，而中國認為對北京權威的挑戰就是在挑戰一國兩制，更因為一國先於兩制，所以挑戰北京權威就是在破壞一國兩制的基礎。

北京指控示威港民挑戰一國兩制，而香港人民則認為北京才在破壞一國兩制。照講應該是體現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區政府，其特首卻在北京政府的全力撐持下想走走不了，以作為幫北京擋港民憤怒情緒的人肉盾牌留下來。如果問一國兩制在香港破敗的證據在哪裡，出現了一個被全民唾棄但卻依然被迫留位的特首，大概是最明確的證明了。

港台垂範效應不存在，壓制挑戰北京的香港才能鞏固領導中心

因為老共對台政策就是「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一月二日習近平還將九二共識轉化為「承諾統一為前提的一中原則」，並要發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座談會，以推進以一國兩制為基礎的統一進程。因此主流看法多認為中國會希望香港對台灣有垂範效應，所以北京對香港不至於有高度介入的作為。但從2014雨傘運動後顯然不是如此。

2014香港雨傘運動後，北京的一國兩制被香港人民公開質疑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這使得中國面對香港要處理的問題，就不再是確保兩制在香港可以成功以增加對台灣的說服力，而是其「中央主導地方」的一國兩制體制被抨擊。香港人民質疑了北京政府對一國兩制的主導權，也反向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只要這個主張還沒公開走向香港獨立，即便是停留在香港自決、高度自治的主張，中共對內獨一無二的統治權威就「合法」的被集體質疑，這個發展對中共是更具毀滅性意義的。港澳辦持續將港民的自發示威抹黑為外國勢力(包括台灣)的介入，就是對這個質疑的疑懼。這個發展自然也使北京不再考慮香港對台灣的一國兩制垂範效應之應處，如何打擊香港對北京權威的挑戰成為鞏固對內統治的無上律令。

中共會用什麼方式對待香港？

有人說香港過去長期是江派的地盤，因此香港議題的持續延燒與激進化，有助於江派勢力以此凸顯習近平對內統治的無能。但這種解釋，即便有些許的可能，但卻是冒著把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簡化為中共高層內部權鬥的產物，形同降低港民反送中運動的自發性，也讓人懷疑被打壓的江派在現在還能有這麼大規模動員能力嗎。

香港是否對中共權貴失去了吸引力，特別是隨著上海的崛起，香港吸引國際資金的作用就不再顯著，這使得香港變成只是中國沿海的一個相對發達城市，是個在必要時可以被犧牲的對象？如果這個判斷是對的，意味著中國對香港問題就會採拖字訣，不會管這個問題對香港造成的經濟後果，甚至可以利用較為極端的手段，無視於這個作為對香港人民，以及在香港國外機構的衝擊與觀感。

由於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變成一個國際都會對北京政府領導權威的全面反對。一個迷信體制性暴力與死要面子的政權，面對久拖不決的城市反叛，會做出什麼事大家都無法預料，這是觀察家們對於香港未來看法越趨悲觀與保守的原因，但這個悲觀，甚至是絕望氣氛，也為不少運動者所持有。在對未來不抱幻想下，卡謬存在主義式的反抗「我反抗，所以我存在」逐漸瀰漫香港的反送中作為中。畢竟從五年前雨傘運動後中國系統性的秋後算帳作為，這次對參與反送中運動的港民來說，是退無可退別無生路的瀕死鬥爭了。

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演變成為一個城市對抗中共中央統治權威的對壘，在北京眼中，一但香港取得對一國兩制的定義權，就意味著中央統治權威的旁落，而在一旁虎視眈眈，盤踞在其他省份的諸侯會如何反應，成為習無法逆料的未知數。今天的香港之中國，類似八十年代初波蘭格丹斯克之於莫斯科，當年蘇聯基於類似理由，極為擔心這個運動對其他華沙公約國家所產生的示範效果。

國際社會有必要避免1944年華沙抗暴悲劇結果在香港重演，眼睜睜的看著一個城市被毀滅、人民被殲滅、對自由與未來的期待完全幻滅的三滅結果，將會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悲劇之一。重溫冷戰時代對抗蘇聯與支持波蘭團結工聯的所有舉措，例如考慮對香港特區政府領導與中國相關決策人員的個別制裁，提名香港意義領導者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針對香港處境的國際難民立法協調等等，可能是國際社會在現階段能給予香港人民聲援的可用工具。

對台灣而言，除了明年選舉不要投錯人而帶來災難性後果外，可能還必須要考慮如何團結中國境內與境外的一切反共力量，並思考如何瓦解北京宣稱代表中國的道德正當性。我們不僅不要讓今日香港變成明日台灣，還要努力讓今日民主的台灣可以在明天的香港出現，與成為中國發展的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