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普希金到賴和：民族文學的形成

俄國的文學，讀來總有非常強烈的後座力！或許是因為它的題材大多貼近市井小民，格外能夠觸動人心。有別於法國與英國的文學，較偏重於描繪上流社會的貴族生活，俄國文學經常以「綑綁住人民自由」的農奴制度與沙皇的種種殘酷暴行為主題。

1649年俄國法典規定追捕逃亡農民無時間限制，確立了農奴制度。此後，農民世代被束縛於其地主的土地上，失去更換地主與遷徙權，也漸失去部分的人身權，農民被奴役化了。農民終其一生，被土地所綑綁，作為土地的奴隸，不得逃亡，否則會被追捕與處決… 這就是農奴的悲慘命運。

俄國的土地貧脊、氣候嚴寒，為了確保糧食供給無虞，沙皇必須進行強烈的社會控制，來讓上層階級能夠持續享受奢華的生活。倒楣的農奴，只能依附著土地，過著辛苦、艱困的日子，永世為奴⋯⋯這種極度的差距底下，極需要一個宣洩的窗口，這道窗口，從普希金開始，被打開了！

十九世紀上半葉，是俄國文學輝煌的時代，普希金（1799-1837年）的誕生，不僅為俄國現代文學語言奠下根基，也將俄國民族文學推向世界文壇。普希金讓俄國的使用語言，變得通俗與容易。這歸功於卡拉姆津所主張的，「俄國白話文運動——寫得像說的那樣，說得像寫的那樣！」俄國的「說人話運動」，於焉展開。

語言，讓俄國的文化記憶，開始產生新一波的翻轉與震盪。站在浪頭上的普希金，用古典的手法，搭配靈巧的文字，字句簡短卻渾身是勁，在字裡行間所綻放的光芒，催促著俄國人，運用文字記錄被漠視的聲音、被遺忘的過去，以及最珍貴的價值。讓俄國這隻冰凍的北極熊，從冬眠中甦醒，躍然歐洲民族文學之林，也讓俄國文學成為經典中的經典。

被流放，一直是俄國文學家們，常見的遭遇。這在沙皇極權統治的社會下，稀鬆平常。然而，知識分子，總是一波又一波地透過文字暗諷、隱喻，批評時政，以推動社會進步與自由化的腳步！普希金，因為寫了《自由頌》等詩歌，而被放逐至南俄。在被放逐的日子裡，他在《致大海》中寫道：「世界空虛了… 喔，海洋，現在你還能把我帶到哪裡？到處，人們的命運都是一樣…」

普希金的哀嘆，聽在台灣新文化先驅者【賴和】的身上，必定有非常強烈的感同身受。賴和（1894年5月28日－1943年1月31日），台灣彰化人。原名賴河。本職是醫生，但是卻在文學領域留下盛名，是台灣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詩人之一。

賴和不但是台灣日治時期重要的作家，同時也是台灣1930年代作家所公認的文壇領袖，曾經催生、主編過《台灣民報》的文藝欄。如果說，醫師需要一把手術刀，為的是救苦扶傷；那麼，文字就是一把鋒利的解剖刀，割除社會的弊病與揭露底層的社會現象，激起民眾對於自身處境的關注，進而推動社會的進步！

 在寫實主義的筆調之中，有血有肉的文字底下，呈現出的是社會的真實樣貌。《一桿稱仔》可以說是描繪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最經典的一篇台語短篇小說作品。其用通俗的台語，來講述身為佃農後代的的秦得參，在無地可租的情形下，轉而從事菜農。後來由於巡警索賄不成，平時賴以為生的「稱仔」也遭折斷毀損，並以違反度量衡制度而被定罪。秦得參遭逢種種羞辱，悲哀情緒由衷而生，最終選擇以必死覺悟與巡警同歸於盡…

激憤、悲哀，但腦袋卻是異常清醒的。寫實主義的文學，不似奇幻文學或言情小說，它講述的是更深刻的社會問題，藉由文學的筆調，找到生命的轉折與反思；透過文字的洗鍊，給予失落的人，勇氣與力量！這間接促成了民族文學的形成，普希金如是；賴和更是如此… 深耕文化的巨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苦難的時代裡，是社會良知的存在，也是凝聚被壓迫者，人生的一絲希望。恰如狄更斯所說：「這是個最好的時代；也是個最壞的時代…」然而，在時代中，最珍貴的價值，依舊會以黑色的墨跡，鑄下最忠實的記錄，傳承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