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折衷主義的創造——岡倉天心

如果我們以法國政論家、經濟學家普魯東（1809-1865），在1843年出版《秩序在人類中的創建》這本近六百頁的大書與之譬喻的話，那麼其進行社會改革和打破舊有秩序的思想，似乎可運用於使日本畫起死回生的三大師：恩內斯特．費諾羅薩、狩野芳崖和岡倉天心身上。尤其是，岡倉天心這位時代的巨人，值得一書。因為他在藝術領域卓然有成，充分體現折衷主義的智慧，進而奠定了日本近代美術發展的重要基礎。而要呈現這段歷史過程，我們似乎有必要從幕府晚期的政治社會體制出發，考察新舊時代（德川幕府——明治維新）接替的變遷，以此作為起點，將有助於我們重新描述日本畫的源起。

諸如許多日本美術史專著指出的那樣，德川家康在江戶取得政權後，極力要鞏固社會思想和民眾行為秩序，以維持政權的穩定。因此，按照岡倉天心的說法，在德川統治初期，整個社會猶如被鑄進了同一個模式，藝術領袖方面的表現，同樣受限於這個規範。

以狩野畫派為例，他們將近二十名畫家，都在德川政權的保護下，進行符合官方審美意趣的繪畫，而正規的封建宗藩關係，正是由這種絕對性的依附和生產關係構成的。簡言之，每個繪畫門派都有世襲的主君，他們恪守本業。只不過，這裡存在一個矛盾。無論主君是否為有品味的藝術家，全國各地的繪畫門生都會擠在他的門下，這些弟子必須在江戶學成畢業，才能返回家鄉，成為各藩主的官畫師。但問題是，他並非藩主的藩臣，而是狩野畫派主君的藩臣。另外，還有一個事實，每個畫師並不能擅自作畫，他們都有特定的題材布局和固定著色程序。不遵守這些規範，他們就會受到集體排擠，落入孤立無援的狀態中。當然，除了狩野畫派之外，土佐氏及其幼支住吉派，都在德川統治初期重振了家聲。

進入幕府中期以後，日本水墨畫（南畫、人文畫）仍然蔚為流行，其原因在於，歷史的連續性和承襲天保年間的畫風，再者即當時文人多半有漢學素養，他們將時代精神傾注在文人畫裡，並以這種方法呈現自身的文人氣節，其畫風同樣影響著同時代人。然而，主流傳統的體制再怎麼固若金湯，就有新興的思潮向其挑戰，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突顯兩個世界觀——開放與固步自封的對峙。舉例而言，隨著蘭學（洋學）的輸入日本，日本近代美術作為歷史進程中的主體意識，開始衝撞著德川封建制度的束縛，借鏡自然科學的和實證主義的精神，為藝術的創造性預做準備。在此，有明顯的實例可供佐證。

1720年，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做出重大政策改變，放寬了對於禁書的輸入。換言之，他允許開港都市長崎港輸入（藉由荷蘭）西洋先進的思想，除了宗教書籍以外，有天文學、地理學、幾何學、測量學、植物學、醫學，以及其他自然科學等書籍，包括來自義大利和西班牙等漢譯書籍。當然，「蘭學」得以興盛有其成因背景，更準確地說，隨著日本國內貨幣經濟的發展，城市中的町人（商工）階級意識逐漸高揚起來，初期資本主義的擡頭，德川的封建體制被迫做出改變，回應這股要求變革的聲音。

在這勢所難擋的時代裡，日本國內各產業所湧現的自然科學（格物致知、實學）的精神，使得「蘭學」這種嶄新的學問更為穩固下來。面對這種新思潮，難怪當時像司馬江漢、平賀源內、渡邊華山等著名畫家，看到蘭學書籍中的插畫，明暗有別的寫實主義技法，象徵歐洲文藝復興成就的在繪畫領域所展現的透視畫法，都讓他們嘆服不已。為此，司馬江漢在《西洋畫談》（寬政元年）一書中，用「此技法之精妙，甚為逼真也。」來形容蘭學書籍裡的插畫。而這個向西方學習的藝術潮流，還可推至日本畫家圓山應舉（1733-1795）奠定的荷蘭學派。他以隨著進入日本的蘭學（文化和醫學相關）書籍中的荷蘭繪畫，作為參考和借鏡。進言之，就整個幕府晚期的藝術表現來看，在京都的四條畫派，亦即以松村景文為代表的繪畫大師，多少展現著藝術氣息，江戶的浮世繪以及南宗畫派，或多或少都未能擺脫狩野土佐畫派的窠臼。

然而，正如新時代的崛起必然會出現徵兆一樣，而舊時代也在這樣潮流中，做出最後的努力。慶應2（1867）年，巴黎舉行萬國博覽會，日本積極參與了這個盛會，向世界展示浮世繪版畫日本紙和美術工藝品的實力。出訪成員皆為當時的俊秀之士：由德川昭武將軍帶領，法學者箕作麟祥、外交官田邊蓮舟、著名漢詩詩人向山黃村、名村泰藏等人隨行。在萬國博覽會「日本展示室」所展示的浮世繪版畫，可謂相當成功，給予來訪美術愛好者極大的感動。也許，我們可以形容這是德川幕府垮台前投下的最後一抹歷史餘暉，但它同樣慷慨映照在明治維新政府的勝利上。

而援引正面歷史記述可以得知，明治政府推動維新政策，以西方近代化為師，打破日本長期以來的封建體制，而走上了國富民強的道路。毋庸置疑，這種迎新棄舊的潮流迅速湧向了美術領域，傳統畫作的收藏者和審美觀點，出現極大的變動。因此，許多傳統派畫家的作品乏人問津，生活頓時陷入困難，不得不兼作其他差事，才能勉強養家糊口。簡單講，在此局面下，西洋畫派風光勝出，文人畫派走下坡。不過，在高揚西方為師的明治維新時期，佛教寺院和建築遭到的浩劫，僧徒被迫改信神道教、否則立刻面臨生命危險等恐怖威脅，絕對遠比傳統派畫家的失意落寞來得慘烈。在維新政府看來，新的時代已經來臨，自然導致神道教的復興，而這意味著愛國主義的恢復，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不止要全面貫徹，更要把這種意識滲透到任何的領域上。從其本質上而言，推動文明開化即擺脫野蠻狀態。彼時，假名垣魯文《安愚樂鍋：牛肉店雜談》和式亭三馬《酩酊氣質》這兩諷刺性的作品，似乎最能突顯明治初期以文明開化為先的社會怪狀。

換言之，在那時期流行的個體自由觀念，的確讓多數的民眾趨之若鶩，對狂熱追捧西方文化的光彩，卻也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盲目追奇獵新，缺乏批判性的自省。對於這種怪誕的現象，作家夏目漱石多年（1914）以後，在學習院輔仁會以〈我的個人主義〉為題發表演講，道出了他的切身觀察。在夏目漱石尚未成為專業作家之前，曾經公費留學英倫兩年，在那段期間，他努力學習英國文學，領略文學理論之奧妙，但卻遇過被人種歧視的苦澀經驗。所以就此來說，他比同時代的日本人更能體會何謂西洋語境中的「個人主義」。這就是說，他的個人主義，並非西方個人主義的翻版，毋寧說是道義上的個人主義，必須意識到他者的存在，公正處理自我和他人的關係，必須用人格、義務和責任等社會觀念來約束自己。他的個人主義建構在克己觀念的基礎上，而不是被金玉其表的西化風潮所淹沒的個體。

就年齡來看，本名岡倉覺三（明治29年改名天心）比夏目漱石年長五歲，他們有相同的學業背景，兩者出身於東京帝國大學，日本這個國家的文化名聲，都因他們的藝術成就得到更多理解。當然，在岡倉天心推動和闡述東方美術理想的修習過程中，美籍美術史專家恩斯特．費羅諾薩，發揮著提攜和啟蒙的重要作用。

明治11年，費羅諾薩受聘到東京帝大文學部教書，彼時岡倉覺三還是在校學生，在學期間，他和有賀長雄二人英文能力極佳，擔任費羅諾薩的翻譯和研究助理，曾經陪同費羅諾薩深入各地，調查日本古代美術寶物的情況。明治17年，岡倉覺三繼承費羅諾薩的美術事業，除了創立鑑畫會之外，更積極投入美術運動和振興傳統日本畫的地位。正如上述，是年他經常造訪京都和大阪地區考察日本古代美術。當他初次見到法隆寺裡觀音立像之時，大為佩服驚嘆，這可說是他對於民族傳統文化的重新發現，自己的美術視野因此開闊起來。

後來，岡倉天心在其《日本美術史》一書中，如此感性寫道：「余於明治十七年，與費羅諾薩及加納鐵哉，面見寺僧委其開扉。寺僧曰，此扉若開，必引來雷鳴。明治初年，神（道教）佛（教）之爭正熾，曾一度開啟，卻終日暗雲密布，雷鳴轟隆，眾人皆驚，半途作罷。因有前例，寺僧執意不開，余言吾等願受雷擊之過，堂扉竟微開，寺僧驚駭四逃。余打開堂扉，千年鬱沉之氣撲鼻而來，令人無法呼息。撣除蛛絲，凝目細看，前有東山時代之几案，移其几案，可觸及尊像。此佛像高七、八尺，以布片和經切等數層包覆。忽然堂內蛇鼠出現，眾人一時愕然。余近前揭下布片，發現一枚白紙，揭其後，方得見尊佛之莊嚴面像。此乃余一生最大快事也。」相信富有想像力的人，讀完他的記述，必然可以理解他在發現日本傳統佛像時所發出的讚嘆，這種對於自身民族文化底蘊的震撼，注定使他成為永恆藝術的探索者。

細緻探究的話，我們還可以推論這種思想根底的來源。也就是，岡倉天心重新發現日本美術之精髓，既有自覺性的美學思想，還含有當時民族主義的思想。相對於那時歐洲列強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統治，日本必須直面國內的政治問題，面臨採取歐化政策躋身列強之林的焦慮感。此外，明治新政府與列國簽署不平等條約，例如治外法權、關稅自主權、片面給予最優惠國家條款等問題，讓多數日本國民認為，其國家是否已淪為半殖民地的狀態？進言之，岡倉天心正是在這種內外交迫的時代下，挖掘出日本的美術傳統，發現精神與造型的原鄉，運用美術史的方法，給予組織和建構成帶有日本特色的美學體系。

明治19年，費羅諾薩和岡倉天心前往歐洲考察旅行，為將來設立教育美術機構預做準備。兩年後，他們在上野公園舊博物館的舊址，設立了日本近代第一所國立的美術學校。狩野畫派的代表人物狩野芳崖加入了教授群，但於明治21年匆然離世。初期在美術學校就讀的學生中，出了不少英才畫家，如橫山大觀、下村觀山和西鄉孤月等，而菱田春草是明治23年入學的學生。明治23年以後，岡倉天心由幹事升任校長，招聘狩野畫派的日本畫家橋本雅邦、狩野友信、結城正明；四條畫派的川端玉章、木雕刻家、高村光雲等擔任該校教授。依照費羅諾薩和岡倉天心的主張，那時該校沒有設立西洋畫和西式雕刻科。總結地說，岡倉天心致力推動傳統與現代的精神融合、理想類型的折衷主義，是由該美術畢業生為之完成。進入中日甲午戰爭結束的時代，該校原本僅設日本畫科和木雕科，新設了西洋畫科和雕塑科，顯現出新時代的推移，明治26年歸國名聲響亮的黑田清輝，在其三年後擔任該校教授。耐人尋味的是，岡倉天心於明治31年期間，擔任博物館美術部長和美術學校校長之職，因遭到排擠而辭職。不過，與此同時，他亦帶走橫山大觀等日本畫家，與其同志另外設立日本美術院。同年10月，日本美術院舉辦第一屆美展，橫山大觀的《屈原》和菱田春草的《寒林》畫作，皆是參展中的名作。持平而論，在風起雲湧的時代裡，岡倉天心師徒聯手寫下了時代的見證，終究是一種千金難得的歷史際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