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一場思辨之旅》10周年精選:共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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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正的社會涉及共同推理美好人生,我們也必須再問何種政治論述會將我們帶往這個方向。我沒有能夠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我可以提供幾項具有例示效果的建議。首先是一項觀察:當今大多數的政治爭論都是圍繞著福利與自由,也就是增加經濟輸出和尊重人權。對於許多人而言,在政治中談論德行不禁讓人聯想教人如何過生活的宗教保守分子。不過,這並非是德行與共善的概念形塑政治的唯一方式。真正的挑戰在於想像一種認真看待道德與靈性問題的政治觀,但是把這種觀點套用在廣泛的經濟與公民問題上,不只是探討性與墮胎。

在我這輩子裡,朝著此方向提出的最具前景的論點,乃是一九六八年羅伯特.甘迺迪尋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發表的言論。對他而言,正義涉及的不只是國民產出的大小與分配,也涉及更高的道德目的。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在堪薩斯大學發表的一場演說裡,甘迺迪提及越戰、美國城市裡的暴動、種族不平等,以及他在密西西比州與阿帕拉契地區目睹的赤貧狀況。接著,他從這些明確的正義問題轉而主張美國人重視了錯誤的事物。「就算我們採取行動消除物質貧窮,」甘迺迪指出:「另外還是有更重大的工作,就是所有人都身受其害的⋯⋯滿足貧窮。」美國人已沉湎於「單純的物品累積」。

”現在,我們每年的國民生產毛額已超過八千億美元。不過,這項國民生產毛額(GNP)還包括空氣污染與香菸廣告,還有清理公路死傷的救護車。包括門上安裝的特殊鎖具,為了關押破壞那些鎖具的人所設置的監獄,包括都市混亂蔓延摧毀的紅木和因此消失的自然奇景;包括燃燒彈、核子彈頭,以及警察為了鎮壓城市裡的暴動的裝甲車;也包括⋯⋯電視節目美化暴力,為了販賣玩具給兒童。然而,國民生產毛額卻沒有計入兒童的健康、教育品質或是他們在玩耍中感到的歡樂;也沒有計入詩詞的美或婚姻的強度、在公共辯論當中展現的智慧或政府官員表露出的正直品行。國民生產毛額沒有計入我們的機智與勇氣,沒有計入我們的智慧與學問,也沒有計入我們的慈悲心和對國家的忠誠。簡言之,國民生產毛額衡量了一切,除了賦予人生意義的事物以外。而且,國民生產毛也可以讓我們得知美國的一切,除了使我們以身為美國人為傲的事物之外。”

當你聆聽甘迺迪的演說或閱讀這段文字,也許會認為他對那個時代的自滿與物質執迷提出的道德批評,和他對貧窮、越戰以及種族歧視等不義現象提出的論點是相互獨立的。不過,他卻認為這兩者彼此關聯。為了翻轉這些不義現象,甘迺迪認為有必要質疑自己看見的那種充斥自滿的生活方式。他毫不遲疑地提出批判。然而,藉著援引美國民眾對於國家的自豪,他也同時訴諸了一種社群感。

羅伯特.甘迺迪不到三個月後就遭到刺殺。如果他沒有過世,他提及的那種富有道德色彩的政治是否能夠實現?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能憑空猜想了。

四十年後,在二〇〇八年的總統選戰當中,歐巴馬也利用美國民眾對更崇高目的的公共生活懷有渴望,闡述了帶有道德與靈性抱負的政治觀。處理金融危機與經濟深度衰退的需求時,是否會阻礙他把選戰中的道德與公民要旨轉變為新的共善政治,仍需要後續的持續觀察。

一種新的共善政治有可能會是什麼樣貌?以下是幾個可能的主題:

一、公民身分、犧牲,以及服務

公正的社會如果必須要有深厚的社群感,就必須設法培養公民關懷整體以及獻身共善的精神。這樣一個社會不能不理會公民帶進公共生活的態度與傾向,他們的「心靈習性」。這個社會必須設法仰賴純粹私有化的美好人生概念,並且培養公民德行。

傳統上,公立學校向來是公民教育的場所。在某些世代當中,軍隊也是這樣的場所。我指的不是明確教導公民德行的行為,而是來自不同經濟階級、宗教背景與族裔社群的年輕人聚集於一般機構中的時候,不經意的實際公民教育經常在此發生。

當前這個時代,許多公立學校的狀況極糟,美國社會又只有一小部分人口在軍中服役,因此像我們這麼一個龐大且充滿歧異的民主社會,如何培養公正的社會所需要的團結精神與相互責任感,就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近來這個問題已重新出現在政治論述中,至少就某種程度上是如此。

歐巴馬在二〇〇八年的總統選戰當中,指稱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的事件激起了美國人民的愛國心與自尊心,還有為國家服務的意願。他批評小布希總統沒有號召美國民眾投入某種形式的共同犧牲。「與其號召眾人服務,」歐巴馬說:「我們卻是被要求去購物。與其號召眾人共同犧牲,我們卻是為最富有的美國人送上減稅措施,而且是在我們歷史上首度在戰時這麼做。」

歐巴馬提議鼓勵國家服務的行為,讓學生以一百小時的公共服務換取大專學費補助。「你投資美國,美國就投資你,」他在巡迴全國競選時向年輕人表示。事實證明這是他最受歡迎的提議,後來他在二〇〇九年四月就簽署法律擴展美國志願隊的公共服務方案,為那些在自己的社群中從事志願服務的學生提供大專學費補助。不過,雖然歐巴馬號召從事國家服務的呼籲引起共鳴,更有野心的強制國家服務提議卻尚未登上政治議程。

二、市場的道德限制

我們這個時代最引人注目的一種傾向,就是市場與市場導向推理擴張進入傳統上受到非市場規範支配的生活領域。在先前的章節裡,我們討論了各種做法引起的道德問題,例如國家把兵役與訊問犯人等工作外包給傭兵或私人包商,或是父母把懷孕和生育子女外包給開發中世界的收費產婦,或是在公開市場上買賣腎臟。另外還有許多的例子:水準低落的學校裡的學生是否應該因為在標準化測驗中表現良好而獲得現金獎勵?教師是否應該因為改善學生的考試成績而得到獎金?國家是否該雇用營利監獄公司來經營監獄關押犯人?美國是否應該採用一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提出的移民政策簡化提議,而以十萬美元的費用販售美國公民身分?

這些問題不僅涉及效用與同意,也涉及評價關鍵社會實踐的正確方式,包括社會實踐包括兵役、生育子女、教學、刑罰、接納新公民等。因為社會實踐市場化可能會敗壞或貶低界定那些實踐的規範,因此要問:我們希望保護哪些非市場規範不受到市場入侵?這個問題需要我們針對評價財貨的正確方式所抱持的不同概念進行公開辯論。市場在組織生產活動上是很有用的工具,可是除非想要讓市場改寫支配社會制度的規範,否則就必須對市場的道德限制進行公開辯論。

三、不平等、團結,以及公民德行

美國的貧富差距在近數十年已愈來愈大,達到一九三年代以來僅見的程度。然而,不平等現象卻沒有成為重大的政治議題。歐巴馬只不過提議將所得稅率調回一九九年代的水準,他在二〇〇八年的共和黨競爭對手就批評他是想要平分財富的社會主義者。

當代政治毫不關注不平等現象,並非是政治哲學家不注意這項議題。自一九七年代至今,所得與財富的公正分配一直是政治哲學中的主要辯論議題。不過,哲學家傾向於以效用或同意的角度框架這個問題,而忽略了一項反對不平等的論點,而這項論點正是最有可能受到政治關注,而且在重新喚起道德與公民精神的計畫中也最具中心地位的論點。

有些主張對富人課稅以幫助窮人的哲學家標舉效用的論點。他們認為從富人身上拿走一百美元交給窮人,只會稍微降低富人的幸福,卻可大幅提高窮人的幸福。羅爾斯也支持重分配,不過是奠基在假設性同意的理由上。他主張如果我們想像一份在原初平等立場中簽署的假設性社會契約,所有人同意的原則必定會支持某種形式的重分配。

不過,擔憂美國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有第三個更重要原因:貧富差距太大會削弱民主公民制度所需的團結精神。理由如下:隨著不平等現象深化,富人與窮人會過著愈來愈互不相干的生活。富人把子女送進私立學校(或位於富裕市郊地區的公立學校),而把市區的公立學校留給那些別無選擇的家庭的子女。類似趨勢也導致生活優渥的人口退出其他公共制度與設施。私人健康俱樂部取代市立休閒中心與游泳池;高級社區雇用私人警衛,較不仰賴公共警察的保護;家中擁有第二或第三輛車則消除了仰賴大眾運輸的必要性等。富人退出公共場所與服務,把這些公共財貨留給負擔不起其他東西的人。

這樣的發展造成兩種不良影響,一在財政方面,另一是在公民方面。第一,公共服務因此劣化,不再使用那些服務的人也較不願意用自己的納稅錢支持那些服務。第二,學校、公園、遊樂場與社區中心這類公共機構不再是各行各業公民相遇的地方。過去能將人聚集在一起而扮演公民德行的非正式學校這種角色的機構變得極為稀少。公共領域空洞化導致我們難以培養民主公民制度所依賴的團結精神與社群感。

所以,除了對效用或同意造成的影響之外,不平等現象也可能侵蝕公民德行。著迷於市場的保守主義者和關注重分配的自由主義者,都忽略了這種損失。

如果侵蝕公共領域是問題所在,解方為何?共善政治將會把重建公民生活的基礎設施視為其主要目標之一。與其聚焦在重分配以擴大私人消費的參與,這麼一種政治將會對富人課稅以重建公共制度與服務,好讓富人與窮人都能夠享用。

先前的世代對聯邦公路計畫做出巨大投資,而讓美國人民得以享有史無前例的個人移動性與自由,也造成對於私人汽車的依賴、都市蔓延、環境退化,以及有害社群的生活型態。當今這個世代可以貢獻一項同樣重要的投資,建立重新喚起公民精神的基礎設施:成立富人與窮人都會想要送子女去就讀的公立學校;打造可靠到足以吸引高端通勤者的公共運輸系統;興建公共醫療診所、遊樂場、公園、休閒中心、圖書館以及博物館,至少在理想上能夠吸引人踏出其封閉式社區,而進入這些所有人共享民主公民身分的共同空間。

專注於不平等造成的公民後果,以及逆轉這些後果的方法,也許能夠獲得所得分配論點得不到的政治關注,也有助於凸顯分配正義與共善之間的關聯。

四、道德參與的政治

有些人認為公共領域探討美好人生是侵犯公民權的行為,逾越了自由主義公共理性的界限。我們經常認為政治與法律不該捲入道德與宗教爭論,這樣會開啟強迫與偏狹的大門。這是一種合理的擔憂。多元社會的公民確實對道德與宗教懷有不同意見。就算如我先前已論述過的,政府不可能在這些歧見之間保持中立,但我們是不是仍有可能把政治奠定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

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們需要一個健全度和參與度都比我們已經習慣的狀況更高的公民生活。數十年來,我們已認定尊重其他公民的道德與宗教信念就代表不予理會(至少是為了政治目的而這麼做)、不予干涉,而且在公共生活中盡可能不提及那些信念。不過,這種迴避的姿態可能只是虛假的尊重。這種做法經常代表壓抑道德歧見,而不是真的避開道德歧見,也有可能引發反彈與怨恨。此外,這樣做可能造成貧乏的公共論述,隨著新聞的刺激而被動回應,並且只關注醜惡、羶腥,以及無關緊要的花邊小事。

為道德歧見引進更健全的公共參與,可以為相互尊重提供更堅實而非較薄弱的基礎。與其迴避公民同胞帶進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與宗教信念,應該要更直接因應—有時加以質疑辯駁,有時加以聆聽以及學習。沒有人能夠保證對艱難道德問題的公共思慮,會在任何一個既定情境下達成同意的結果,甚至是能夠欣賞別人的道德與宗教觀,也可能更了解某些道德或宗教信條後,導致我們更不喜歡它們。不過,如果我們沒有試過,就不可能會知道。

道德參與的政治不只比迴避性的政治更激勵人心,也是更有展望的公正社會的基礎。


書名:《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桑德爾指定授權,10周年全新譯本】
出版社:先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9
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