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書介】《叛離、抗議與忠誠》導論：赫緒曼夢想所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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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十年裡，赫緒曼被捲進時代的前線。剛到美國因得到柏克萊大學獎學金，不到兩年就寫出《國家權力與外貿結構》（1945）。赫緒曼在書中討論貿易配額、匯率控制、資本投資、經濟戰等議題，以及如何評估世界貿易體系的潛在趨勢。按照當時社會科學的條件來說，有點不尋常：主要是大蕭條時代的經濟學家，多半集中在凱恩斯總體經濟學的討論或多邊貿易和金融體系失靈的問題，很少關注經濟政策和政治體制之間的關聯。赫緒曼在書裡也設計一個統計指標來衡量外貿集中度 [1]，以及外貿如何做為國家權力的工具對或大或小的貿易夥伴產生政治影響。與此同時，德國和中歐轉向威權主義國家，常被看作是因民族特徵而產生的問題。赫緒曼認為，這不僅是經驗差距的誤解，也是概念的失敗。觀察國家主權與世界貿易的交鋒，赫緒曼試圖說明：強國如何以弱國為代價，操縱外貿來增強國家權力。

這個輕嘗學術的經驗，因美國加入二戰馬上被腰斬，赫緒曼本人也投入戰場，在大戰末期甚至擔任聯軍在義大利對納粹軍官審判的翻譯官。從歐洲戰場回到美國，本來想加入財政部工作，最後只在聯儲會擔任政策研究專員，期間調任支援馬歇爾計畫。這之前，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根據赫緒曼三〇年代末期在歐陸的經驗，誤判他與共產黨關係匪淺，讓他每次跟財政部申請工作，都被打回票。[2] 沒辦法在美國找到工作的赫緒曼，在一九五二年前往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觀察經濟發展計畫，起先為世界銀行工作，兩年計畫到期，赫緒曼開起投資顧問公司，在波哥大成為政府經濟計畫和私人投資的顧問。這個走上哥倫比亞的一小步，開啟他做為發展經濟學專家的歷程，也成為美國學界在六〇年代少數的拉丁美洲專家，更因他建立的拉美學界網絡，兩地多國在討論和研究上密切交流，為美國的拉美研究奠立很可觀的基礎。

處處充滿洞察的《國家權力》在出版後，沒有引起太多注意，主要是這本書試圖解答的問題，似乎已是過去世界的事。對照來看，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策略》則寫來介入一個新出現的問題，《策略》被視為是發展經濟學領域最有啟發的一本著作。這本書的重要性，在於提出經濟發展可採取「不均衡成長」的策略；而這個「異議」又創新的概念，來自赫緒曼親自的田野體驗。觀察低度發展國家的情況，赫緒曼以為，應該慎選一兩個戰略部門或行業，給予巨額投資來促進發展，一旦一兩個部門發展起來，就可能帶動其他部門的發展。換句話說，這類國家最可行的發展策略是通過有計劃的不均衡成長來打破低水平的均衡。

縱觀二十世紀五〇年代，「均衡成長」才是發展經濟學的共識。不過，許多需要發展的貧窮國家常常面臨勞動力過剩和資本短缺，這樣的組合將造成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就是低投資、太多窮人、沒有足夠儲蓄，更不用說，先天不良的基礎設施，還有頑固的傳統。均衡發展理論家認為窮國面臨的困境是：阻力和障礙從一部分傳到另一部分，一個角落的阻塞就能阻礙其他地方的進展；因此，需要「均衡成長」來打擊所有障礙或降低障礙。「均衡成長」的劇本也是寫給特定演員演出的，包括具有影響力的外國顧問、「經濟傳教士」和發展專家，他們運用分析工具，調整出微妙的平衡與干預的時間，把不斷演變的系統摩擦最小化。正如赫緒曼常提到，盛裝在宏偉理論的知識外衣，結果可能造成對主要問題的掩蓋。

在《策略》之後，赫緒曼還寫了《邁向進步旅程》（1963）和《發展規劃考察》（1967），被稱為赫緒曼「研究發展經濟學的三部曲」，後兩本著作，一本關注拉美國家經濟發展計畫在政策訂定的政治過程，另一本走進各國城市和鄉野，觀察在地草根在經濟發展如何團結前進。所以，就撰寫手法的親近性來說，與《叛離》最相似的是《策略》，因為兩本書都以很漂亮的手法演繹概念。但要強調的是，赫緒曼的概念從來不是憑空而來。赫緒曼說過，馬克思《資本論》書名的後面應該還有一個副標，題為「一個英國個案研究」，因為馬克思的寫作是立基於對英國工業化的觀察。 [3]同樣地，《經濟發展策略》的副標就是「一個哥倫比亞個案研究」。

從《策略》到《叛離》，時間相隔十二年，一旦《叛離》成作，赫緒曼就不再隸屬發展經濟學範疇 [4]，而更往政治經濟學和政治思想位移。在本書裡，赫緒曼陳述經濟學家如何霸氣宣稱分析稀缺現象與資源配置所發展的概念，可用以解釋包含權力、民主與國族主義等政治現象。反之，政治學的概念比較少對經濟學提供分析貢獻，這個不對等性，一方面讓經濟學家占領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一方面讓政治學家面對分析工具豐富的經濟學家有自卑情結。不過，赫緒曼也清楚，這種人比人氣死人的情境，也發生在經濟學家面對物理學家的心虛。重點不是各自以強項示人，而是跨到他人領域吸取新知，進而做出貢獻。

當赫緒曼在七十歲退休，時間是一九八五年。還要再等六年，才出版《反動的修辭》（1991）。退休讓赫緒曼在高等研究院有權利而沒有義務，空出時間，有更多自由，他保留著辦公室，可以申請田野旅行補助和研究基金。在退休期間，他一直主張應該在研究院成立政治經濟學講座，聘請跟下列各領域有興趣對話的經濟學者為主，包括社會發展議題、各種資本主義、其他社會科學、倫理學和哲學等。他的期望讓聽到的人覺得任務艱鉅。如果不是赫緒曼以身實踐，如此跨學門的樣態可能不被切實理解。赫緒曼的傳記作者阿德爾曼認為，赫緒曼屬於一個不可回返的智性時刻（intellectual moment），未來恐怕不會再有更多赫緒曼了。 [5]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赫緒曼的書，尤其這本經典著作，享受他展現出來的知識魅力 。[6] 本書最後一章最後一段，赫緒曼期待那些被社會或組織成員忽視的反應模式，像叛離、抗議或兩者的組合，可以得到發揮。我們從他語意深長的口吻，巧然發現，透過著作對讀者帶來行動的影響，原來是他心之所繫的夢想。

[1] 赫緒曼為測量貿易集中度，曾建構一個集中度指標，這個指標在1950年被一位美國經濟學家赫芬達爾（Orris C. Herfindahl）拿來測量產業集中度，兩個指標的差異只在赫緒曼的指數有開根號，而後者沒有。有一段期間，這個指數一直被稱為赫芬達爾指數（Herfindahl Index）。到了1964年，赫緒曼在《美國經濟評論》一篇短文提及指數的身世，後來被正名為「赫芬達爾一赫緒曼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見赫緒曼，1964. “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761-762。

[2] 雖然從二戰回到美國，自1945-1952年，赫緒曼主要在政府部門工作，從聯儲會到支援馬歇爾計劃，但都屬任務計畫，不是常設職務；如果主管換人，他就必須跟著走人。赫緒曼總計168頁的FBI檔案，是他無法在美國政府找到工作的原因。檔案直到2006年才解禁，之前赫緒曼無從知悉已在「黑名單」，幾次試圖申請財政部工作，都因無法通過忠誠審核，而沒有下落。這個例子，正符合赫緒曼所謂「隱藏之手」的概念，因為不知道已被限制，才鍥而不捨再接再厲嘗試。

[3]見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頁 337。

[4] 強調要在一個政治體系背景下理解經濟，總體經濟決策不可能與政權切割，不管這個政權屬於右翼獨裁、社會主義政府、還是多元自由主義政體。作為在直觀審視和歸納分析方面，有敏銳洞察的學者，赫緒曼從未讓自己的經濟學思考，遠離基本的政治關懷，尤其他很清楚，許多經濟分析根本很少注意到意識形態如何導引著政策的決定。

[5] 見Jeremy Adelman, 2013. Worldly Philosopher, 頁601。在閱讀上，赫緒曼的涉略廣泛，從黑格爾哲學、馬克思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文獻，旁及法國、俄國、英美文學，在學術的經驗研究領域，則以拉丁美洲國家為專注場域。撰寫論文和書籍都用英文，這是他的第三語言，母語是德文與太太在家交談用法文，博士論文寫作用義大利文，進入田野研究講西班牙語及有限的葡萄牙語。

[6] 關於赫緒曼的人格與學術養成，請看赫緒曼著，吳介民翻譯的《反動的修辭》書中兩篇推薦序：吳乃德生動凝練撰寫的<赫緒曼其人其書>（頁9-19）（見網址：http://agorataipei.blogspot.tw/2012/08/blog-post_15.html）；廖美多角度討論的<赫緒曼的學術關懷>（頁21-44）（見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廖美/赫緒曼的學術關懷/180146159262674/），2013，台北：左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