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

書名：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The Billion Dollar Spy: A True Story of Cold War Espionage and Betrayal）
作者：大衛‧霍夫曼
譯者：林添貴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03/29

第一章 走出鏡像

美蘇冷戰初期，CIA隱匿著一個祕密： CIA從來不曾在莫斯科街頭布建間諜網。CIA沒在莫斯科吸收間諜，是因為對他們可能要吸收的任何蘇聯公民或官員而言，都實在太危險了—有位CIA官員回憶說：「極端危險。」從第一眼相中可能的間諜、展開接觸起，吸收的過程充滿了被蘇聯情報機關「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官員發現的風險， 假設被逮到，穩死無疑。少數在蘇聯境外自動投靠、或經CIA吸收的間諜，回到國內後繼續平安地報告。但是絕大部分時間，CIA不敢在「暗黑中心」輕舉妄動吸收間諜。

這是扭轉大局的一個諜報行動故事。主角是在絕頂機密的設計實驗室任職的一位工程師， 他是蘇聯軍事研究機構中的機用雷達專家。滿懷憤怒、存心報復的他，把數千頁祕密文件轉交給美國，其實他從來不曾到過美國、對美國也沒有多少的了解。六年之內，他在KGB眼線密布的莫斯科街頭，和CIA人員碰面二十一次，一點都沒露出破綻。這位工程師是CIA 在冷戰時期最有價值的間諜之一，提供給美國其他無法從間諜得到的情報。

這項行動是CIA蛻變成長的重大過程，它完成了長久以來認為辦不到的任務：就在KGB官員眼皮子底下與這個間諜碰面無數次。後來，整個行動垮了，但不是遭到KGB偵破，而是美國人自己內部窩裡反、壞了大事。要了解這項行動的意義，我們必須回顧CIA長久以來拚命試圖滲透蘇聯的艱苦歷史。

CIA的誕生緣自於夏威夷珍珠港偷襲的災難。儘管事先已有警訊，日軍仍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達成全面、壓倒性的突襲，擊沉或重創美軍太平洋艦隊二十一艘船艦，造成兩千四百多人喪生，迫使美國投入戰爭。由於情報被分散在不同機關處理，沒有人將它們整合起來；國會日後調查得出結論，情報事權不統一，構成「嚴重的過失」。一九四七年成立CIA，反映出國會和杜魯門總統都有堅毅的決心，絕不允許再次發生珍珠港事變。杜魯門要求CIA提供高品質的客觀分析，它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由文官主持、集中事權的情報機關。

但是因為蘇聯的威脅擴大，包括封鎖柏林、獲得原子彈等事件，加上史達林又緊密控制東歐，讓CIA的原始任務旋即改變。CIA的任務很快就不僅限於情報分析，也擴及到間諜和祕密行動。以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在一九四六年由莫斯科發出長達數千字的「長電報」（long telegram）為開端，美國的圍堵政策旋即大幅擴張，以試圖對抗蘇聯在全球各地滲透及顛覆政府的野心。冷戰先從爭奪飽受戰火蹂躪的歐洲開始，散布成為意識型態、政治、文化、經濟、地理和軍事力量的競爭，中情局就站到第一線來。反共戰爭從來沒有升高成為超級大國之間的直接交戰；它只在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陰影下交手。它在國務卿狄恩．魯斯克（Dean Rusk）所謂的「世界暗巷」中上演。

有一條暗巷特別危險，沒人敢走—蘇聯。史達林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能戰勝納粹，證明蘇維埃體制的不可撼動。大戰過後，他堅決、刻意地深化他在一九三○年代練就的殘暴、封閉的制度，在社會建立無止境的緊張，不斷地鬥爭「人民公敵」、「間諜」、「懷疑論」、「國際派」和「敗類」。他嚴禁人民收到國外寄來的書報文章，或是聆聽外國電台的廣播。就許多人而言，出國旅行幾近不可能，未經核准與外國人接觸必遭嚴懲。電話遭監聽、信件被檢查，檢舉密告受鼓勵。每一個工廠、辦公室都有祕密警察。任何人坦白說話都很危險，即使在親人之間也不能說真心話。這樣的環境很難搞間諜活動。冷戰初期幾年，CIA沒在莫斯科設立工作站，也沒在這個全世界最大、最具祕密性的黨國社會首都派駐情報員。它沒辦法像在其他國家一樣吸收蘇聯人成為間諜。蘇聯的祕密警察機關於一九五四年後改名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KGB，它老練、精明、無所不在而且手段殘忍。到了一九五○年代，KGB奉史達林之命、積三十年整肅清算經驗，在戰時及戰後消滅對蘇聯統治之威脅，也想方設法偷竊美國的原子彈技術。外國人要在莫斯科與人攀談而不引人側目，根本就不可能。

CIA還是初生之犢，樂觀進取，天真，決心勇往直前—反映出美國的特質。一九五四年，航空先驅杜立德將軍提出警告，認為美國必須更加強悍、更加冷血。他向艾森豪總統提出一份絕對機密報告，提議「我們必須發展有效的諜報和反情報機關，必須學習那些用來對付我們的伎倆更狡黠、更細緻、更有效率的方法，去顛覆、破壞、摧毀我們的敵人」。

CIA面臨強大的壓力，它被要求取得有關蘇聯及其附庸國的情報。華府的決策者憂心在歐洲可能爆發戰爭—焦慮地要取得預警。許多資訊可從公開來源取得，但它們畢竟和真實、具有洞察力的情報不同。一九五○年代負責CIA祕密行動的理查．赫姆斯（Richard Helms）回憶說：「從先前一再指示要『有所作為』，到憤怒地要求『放手去做』，要求績效的壓力紛至沓來。」

CIA在蘇聯境外，努力地從難民、投誠者和移民當中蒐集情報。全世界各地的蘇聯外交官、軍人和情報人員都是爭取的對象。CIA祕密行動小組從歐洲難民營裡吸收人才，組成一支祕密大軍。它培訓約五千名志願者作為「後核戰遊擊部隊」，一旦發動核武攻擊之後就會打進蘇聯。另外，美國空投孤鳥特工進入蘇聯集團，執行諜報任務，或與抵抗運動建立聯繫。他們大部分被逮捕和殺害。祕密行動小組負責人佛蘭克．魏斯納（Frank Wisner）的願景是滲透進東歐集團，從而分化它們。魏斯納希望透過心理作戰和地下援助—提供武器、無線電台和心戰文宣—或許可說服東歐人民起義，推翻他們的共產黨高壓政府。但是，幾乎所有這些深入敵後祕密行動的努力全都失敗。它們所獲取的情報極少，難以撼動蘇聯。

CIA特工仍然不得其門而入。赫姆斯回憶說：「達成我們使命的唯一方法是開發內部消息來源—要有坐在決策者身邊、聽到他們辯論、讀到他們電函的間諜。」但是赫姆斯也承認，在莫斯科吸收和運作能在蘇聯領導人的決策之前發出示警的間諜，「其困難度如同在火星派駐間諜」。一九五三年，針對CIA掌握的蘇聯集團情報進行全盤評估，得到的結論相當嚴峻。報告坦承：「我們對於克里姆林宮的觀點沒有任何可靠的內線情資。」軍事方面，它說：「對於敵人的長期計畫和意圖，基本上並無可靠的情資。」評估報告中警告：「一旦遇到突襲，我們無法希望取得蘇聯軍事意圖的任何詳細資訊。」CIA成立後的前幾年，它發現「要派特工滲透進入史達林這個多疑的警察國家近乎不可能」。

赫姆斯說：「當年我們有關蘇聯的資訊確實十分稀少。」

儘管困難重重，CIA在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初期仍有兩項突破。派特．波帕夫（Pyotr Popov）和歐列格．潘可夫斯基（Oleg Penkovsky）都是蘇聯軍事情報官員，是最早替CIA當間諜的。他們全出於自願，不是吸收來的，把大量機密情報從莫斯科外洩給CIA，兩人都證明是祕密工作的佼佼者。

一九五三年元旦的維也納國際區，有位美國外交官員正要上車，突然有個矮胖粗壯的俄羅斯人塞給他一個信封。當時的維也納仍由美、英、法、蘇四國部隊占領，是個時刻充滿緊張又猜疑的城市。信封中有一封俄文信，日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信裡說：「我是個蘇聯軍官，希望和美國軍官會面，樂於提供某些服務。」信中敘明會面的時間和地點。當時這一類的提議在維也納司空見慣；有一群騙子試圖編造假情報賺些小錢。CIA很難全部過濾，但這次這封信似乎不假。到了下一個星期六晚間，這個俄國人如期現身—戴頂帽子、穿著臃腫的大衣，獨自站在一處門廊的陰影下。他是波帕夫，蘇聯軍事情報機關「蘇聯軍事參謀總部情報總局」（GRU）的二十九歲少校軍官—GRU是KGB的小老弟。波帕夫成為CIA 第一個、也是當時最有價值的地下軍事情資來源，提供蘇聯陸軍和安全機構內部運作的情資。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五年八月之間，他在維也納和CIA人員碰面六十六次。CIA的對口人員是出生於聖彼得堡俄羅斯名門世家的喬治．卡瑟瓦德（George Kisevalter），幼年時就移民美國。經過一段時間後，波帕夫告訴卡瑟瓦德說，他是農民兒子，在茅草屋、泥土地長大，直到十三歲才擁有生平第一雙皮鞋。他痛恨史達林透過強迫集體化和飢荒摧毀了俄國農民。他替美國人當間諜，是為了報復雙親在窩瓦河附近小農村故里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卡瑟瓦德在維也納CIA的「安全屋」擺了一些美國雜誌，如《生活》、《展望》等，但波帕夫只著迷一本《美國農村雜誌》（American Farm Journal）。

CIA幫波帕夫打造一把鑰匙，能打開GRU維也納站的機密抽屜。波帕夫指認出蘇聯在維也納所有的情報人員，交出有關華沙公約部隊相當廣泛的情資，更提供卡瑟瓦德若干無價之寶，如一九五四年蘇聯軍方使用原子武器的野戰手冊。一九五五年，波帕夫奉調回莫斯科，CIA總部派出專人祕密前往莫斯科，勘察放置交換情報的祕密地點，好讓波帕夫留下訊息。但是這個CIA情報員表現太差，落入KGB「蜜糖罐」陷阱，後來遭到革職處分。

CIA首度在莫斯科建立據點的企圖以失敗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