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階級矛盾走向階級治理的年金改革之後

近來，「年金改革」成為新聞與街頭巷尾的談論重點，此次改革包含軍公教與勞工兩個部分，兩者的核心價值並不相同，前者所關注的是「階級正義」，後者追求的是「跨世代正義」。然而改革的導火線還包括政府公務系統的無效率和不被信任，因此，年金改革與其說是台灣內部對於社會永續的自省與政治行動，還不如說是面臨全球化危機下的修正。

台灣是海島國家，與全球接軌當然重要，但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核心價值和路線來面對全球？短中長期要用什麼樣的戰略在哪裡？當我們想像把政府變小，政府內部也想像自己要變小，但為何舊的統理權力還在上位主導呢？當政府變小後，永續健康社會將如何成就個人與自然生態？

這些問題，都是政府在推動變革時應該一併思考的。因此，政府改革的腳步絕不能只停留在滿足階級與世代正義而已，更重要的是必須在「生態永續」與「社會永續」的面向上接續變革，才能讓「永續台灣」成為具體可實踐的國家戰略。

任何改革除了表層目標和效果的關係，更應看待改革背後的歷史主體長軸發展，因為這個集體的主體才會是永續的核心。

歐債危機讓全球社會開始嚴肅思考，為什麼歐豬四國和德國會有截然不同的治理結果，難道只是因為一個是無效率的社會福利，一個是有紀律的財政治理嗎？究竟是什麼樣的社會背景才導致爆發如此嚴重的危機？不要忘了厚實綿密的社會民主體制和健康正面的人本與生態觀，才是造成希臘和德國變成全球國家競爭光譜上勝敗的兩端，而這或許是在當今全球化競爭氛圍下最該探究的議題。

當今政府從愛台十二項建設、永續社會和社會住宅的選舉語言，後面照理應該出台的是凱因斯主義和社會民主論。但推動至今，愛台十二項建設仍在地方政治治理的窠臼而無拉出整體的國土或區域戰略計畫，社會住宅成為實價登錄和為市場提供合宜住宅，永續社會則著力在油電雙漲和年金改革。

原來在選舉時宣稱的發展福利主義，在政治自由主義的政治菁英和媒體名嘴推波助瀾下，被各方既有勢力巧妙裝置成「經濟自由主義」，當初標榜社會民主和政府引導的說法，至今付之闕如。

如今，政府面臨年金改革議題的嚴峻挑戰，這個改變應該積極地面對台灣作為一個集體社會的展現，我們認為，年金改革是危機也是轉機，除弊之外更該興利，因此需要集體聚集的機會，社會組構的體制與尊重自然生態的文化與法治。

過去台灣政治常以創造階級矛盾取得政治矛盾，以便進行市場區隔，最後得到政治利益，但近來許多人都充分認知學習到，必須從階級矛盾中找出社會共識的緩衝區才能有效進行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改變。希望年金改革能成為走向社會永續的起步，而非成為全球化與島內既有權力再組織化的機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