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一件兇殺案之前

前幾天的一個早晨，我輕輕叫醒四歲的大女兒，簡單的描述了今年三月二十八日發生在內湖區，震驚全台的事件，我們討論著接下來可能的做法，在這個過程裡，我感到無比沈重，不是只因為這樣的事件讓人覺得害怕無助，而是，這樣的事件提醒著我，不論在一般民眾或是母親的角色裡，我一定少做了什麼，才讓我們的社會出現了一個這樣的破口。

從刑法二二七條，到去年的一月的兒少法修正案（兒少不得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一直到這次事件後的刑法修正案提案（殺害兒童唯一死刑），在這些法案裡，我看見許多憤怒的呈現，卻也看見父母透過這些法條，迴避了自己重大的教養責任。當性教育難以啟齒，我們又太忙無法陪伴孩子度過每個對於性有所疑惑的時期，而孩子在沒有正確的性知識與自我保護意識下，受到了性侵害，我們覺得都是侵害自己寶貝的人的錯。當全家一起用餐，爸媽顧著使用電子產品而無暇與孩子聊聊一天的經過，於是孩子轉頭也投向電子產品的懷抱；或是孩子總是吵鬧不休，只要給他一段影片就能讓他安靜，父母也能獲得清閒，一回頭，才發現孩子已經深陷在電子產品的泥淖當中，我們覺得都是孩子太沒自制力，太常使用電子產品的錯。當我們不斷在孩子成長的過程，告訴他不要跟誰做朋友，拉著孩子快步經過發出惡臭需要幫忙的邊緣人，用「你不好好讀書小心以後出來只能幫人洗頭（做黑手，擺地攤⋯⋯）」的話來強化孩子心中階級的圖像，而有一天，出現了一個被社會塑造的階級踩得無法翻身，用結束別人生命宣泄了心中巨大心魔的狂人，大家便急切地要求，透過唯一死刑聲張正義。

我們尋求一個簡單的方法，以正義之名，疏通我們的恐懼與憤怒，我們也尋求一個快速的方法告誡孩子，遠離我們不希望他們受到的傷害，這個方法就是立法處罰，告訴孩子「不可以做這個，會犯法，警察會來抓你喔！」，於是我們就免去了與孩子相伴，免去了來回討論每個做法的合理性，免去了被孩子挑戰，免去了向孩子認錯等等的辛苦步驟，並且，以為這樣孩子就會遠離危險。殊不知世界在變，危險在演化，而孩子的進化能力也強過我們，他們永遠比我們要有能力應付他們的世界。我們只能握住基本的愛與是非的原則，並且在情感上與孩子在同一陣線，除此之外，其他快速卻缺乏同理，以法束縛卻邏輯背逆的做法，只會加深我們跟孩子間的距離，加重這個社會階層的枷鎖，加強優勢孩子的同理弱智化，與弱勢孩子相對剝奪感，然後，再一次製造出下一個被心魔吞噬的狂人。

三十三歲的生命，曾經有多少機會被一雙溫暖的手拉住，但我們卻付出了一條生命去發掘這個心魔，難道，我們每次都要用一條或更多條生命，去找到一個在社會各個角落，正被心魔吞噬的靈魂嗎？然後，我們處決這條生命，大家出了一口暢快，少花一點納稅人的錢，少了一個檢視他的生命的機會，回頭繼續戰戰兢兢地過日子，希望下一個倒霉鬼不是自己，接著，我們要轉頭告訴孩子，「每個生命都很重要，我們沒有人有權力傷害別人，更不能取走別人的生命，所以我們要懲罰取走別人生命的人，就是殺死他！」。

有人說，這些失控的行都源自毒品濫用。心理學教授Bruce K. Alexander在1970年代的一系列關於毒品上癮（老鼠樂園Rat Park）的實驗[1][2]裡面，打破了許多我們對於上癮的錯誤想像[3]：所有人都需要有品質且深度地與他人以及社會的連結，當我們被孤立，心裡受到創傷卻無法有效復原，那我們就會選擇更可靠，可尋求安全感與解脫的東西來建立連結，可能是毒品，可能是特殊蒐集喜好，或無法停止進食，當然也可能是無法自拔地翻閱臉書或Twiter。這些由深而淺的症狀，都指向同一個根本問題：失去與周圍的人及社會環境有健康連結，而藉由剝奪自由，貼上標簽與社會隔離，或甚至處以極刑的懲罰，表面上好像保護了其他人的生活，但卻把這些已經缺乏正面連結，或其他潛在缺乏正面連結的人推往更深的荊棘裡，然後他們學會更熟練地掩藏，直到失去控制。

在這個難過的時刻，每一個父母與孩子不僅僅是可能的受害者，我們也是防止下一次悲劇的重要角色。抱抱你的孩子，試著聽聽你的孩子講話，而不要插嘴，跟你的孩子一起找出他想做，你們也可以一起做的事，認識他的朋友，和孩子一起學習，給你們生活周圍被你們拒於門外的角色一個微笑，這些都比掐著單一案件高喊正義值得你花時間與精力。身為父母親，我不想專注在一命抵一命是否道德正確的討論裡，我不想要用任何一條生命當作去鑒別社會缺口的代價，我更希望我以及我的孩子去發掘自己與他人，以及每個人的不同，並且有能力尊重，且真心接受每份不同的存在的所俱有的價值，成為促成社會更多正向連結的力量。在下一件兇殺案之前，我們大家都有機會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