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為前媒體工作者,相信慢經常比快還好一點點,相信真理經常在兩端之中靠左一點點,相信台灣人只要努力多一點點。
幾年前到台南烏山頭水庫旁的八田與一紀念園區一遊,像個遊客一般的瘋狂拍照之後,靜下心來閱讀說明,才發現八田一度駐台北服務於台灣總督府,而他在台北的舊居位置,就在現在濟南路的中國航運大樓。敲了一下自己的頭,因為當時還在跑立法院新聞的我,對中國航運大樓再熟不過,至少經常去它樓下的那家7-11,卻對這段歷史一無所知。
返回台北之後,再一次的站在中國航運大樓前,下意識的閉上了眼。五秒鐘的時間內,我毫無根據的想像著當年八田的日式住宅、他每天早上向老婆告別「我去上班了」的景象,以及那時的台北街道,腦海中彷彿見到了八田。從那之後,每次經過中國航運大樓,心中都浮起一股微妙的感覺。
一旦歷史和自己熟悉的事物有了連結,歷史彷彿就沒那麼遙遠了。
所以我想起現在已成為台中文學館的那排日本警察宿舍旁的榕樹。外婆家就剛好緊鄰著那排後來已有點殘破的日式宿舍,但是要直到宿舍被拆掉、文學館蓋成,我才突然感受到這幾棵榕樹強大的存在。小時候我們就在它們之下跑來跑去,開診所的外公和少女時期的媽媽想必經常在附近走動,如今它的氣根,已經將不知何時起停在那裡的一部腳踏車包覆一半,外公已逝多年,我成為中年大叔,唯一還在那裡的,是這些看盡世事滄桑的榕樹。
一旦理解到場所和歷史、記憶的連結這一點,就覺得身邊原本很平凡的環境,似乎都變得特殊、有意義了起來。
尋找這樣的場所連結,或許並不只是史學家、歷史愛好者的任務或興趣,而是人的本能,只不過需要一個起點,一種面向歷史的感覺,一種能夠不將歷史感和現在這個世界分離的認知。
否則,我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日本明治維新推手坂本龍馬在京都的遇害之地,現在只剩下一支石碑,不起眼的待在京都河原町的路邊(一家壽司店前面,我當初造訪時是便利商店),每年還是有許多人要前往朝聖。也不知道為什麼,某年造訪下關,心中一直聽到一股呼聲,非要到甲午戰爭之後清日講和並簽訂馬關條約的春帆樓,望著樓前的關門海峽和樓內陳列的講和會場,親自感受「啊,台灣在1895年就是在這裡被割給日本的」,才感到此行圓滿。
在日本歧阜縣關原町的關原之戰古戰場,在義大利維洛那(Verona)的「茱麗葉的陽台」(但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故事實際上發生於Sienna),在日劇「仁醫」片頭那些交互比對古東京和現代東京場所的畫面中,在網路上看著許多業餘愛好者,不厭其煩將二戰時盟軍在歐洲大城小鎮作戰的場景,和現代重建後卻相去不遠的畫面並陳,我都有過那種和歷史融合的奇妙感受。
其實理由很簡單,歷史故事很重要,而故事和場所的結合更加重要,因為它讓故事增加了另一個無可取代的向度,增添了一種活生生的感受。它讓你覺得自己就活在歷史之中,是歷史的一部份,了解自己為什麼在這裡,又有著什麼樣的使命。
一直很希望,我們在台灣也能夠有相同的經驗,無論是本地人或是旅客,能夠去親自感受原住民夾擊日軍的石門古戰場、日軍初登台的鹽寮古戰場等等,那些曾經在這塊土地歷史上留下重要意義的角落和,和古人見到相同的景色,和他們呼吸同一個場所的空氣。有這種感受,代表我們能夠珍惜自己的過去,了解自己的歷史,而且以它為傲,也邀請世人一同來品味並享受它。
台灣人不是沒有作,但是我們的努力通常極其片段而有限,即使是有限的保留,也必須要有在意歷史的縣市首長,還要有在乎過去的文史工作者和一般民眾,而這些人的數量太少。追究原因,除了有太多故事沒有被紀錄下來、被傳誦,也在歷史場所的消失。而場所的消失,除國民黨政府在戒嚴統治期間,無所不用其極的拆除「前朝」建物,使得台灣人民記憶「被迫斷裂」之外,我們也得怪自己在經濟發展大旗下的短視,什麼東西都拆,一味往前看的結果,到頭來是無盡的悔恨,是每一個看起來都極其相似的城市,是沒有故事、沒有場所的歷史。
那種感覺就像是,我曾經嘲笑什麼舊物都收藏的弟弟,收了一屋子不知作什麼用的老東西,但是到頭來發現自己什麼都沒留,過去的自己,以及自己對過去的回憶,宛如和那些被丟棄的老東西一樣消失了。如今我知道,自己必須小心的保留記憶,也要求這個國家必須如此作,否則我們將不知道自己丟棄了什麼。
說不定是過去的日子太悲慘而不願記起,或許是從來不認為歷史很重要,也或許是壓根不認為自己有著足以榮耀的過往,台灣人總是頭也不回的大步追逐未來,幾十年下來,只是換到更多的空虛,只是坐看更多的過去被消滅、被塵封。
但我們所拆除的、消滅的、不在意而任憑其毀壞的,已經夠多了。如果我們細心的保留場所記憶,其實,我們可以和歐洲、日本一樣,每個轉身都和歷史來個小小的相遇。久而久之,終將建立起自己的歷史感,而歷史感會增加台灣文明的厚度,會讓台灣國民更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以及未來要往哪裡去,而不是失根的浮萍。到全民建立歷史感的那一天,台灣人會知道,自己值得擁有、甚至已經擁有一個偉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