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的典範轉移與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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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歷經不同時期的轉變,其溝通與對話內容的典範架構也不斷更迭。依照兩岸政治場域的互動規則,大抵可以區分成內戰與政治宣傳時期、認同與安全時期、經貿與文化交流時期。影響這些互動規則轉型的原因,有來自軍事與經濟力量的物質性因素;亦有來自於象徵性的政治論述與典範建立。隨著兩岸政治場域的成熟,各種論壇、基金會與交流平台成為重要的議題設定管道,這些管道與議程設定將會大大決定場域的政治典範與互動規則。

從內戰狀態一直到恢復民間交流之前,兩岸的互動往來主要是軍事行動與純然的政治宣傳,軍事行動主要為金門與中國廈門之間的炮擊,其中最大規模的即為八二三炮戰。在1987年台灣當局開放民眾至中國大陸探親之前,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府的政治宣傳與心戰喊話成為當時資訊交流的唯一來源。

1987年7月15日中華民國臺澎金馬地區解除戒嚴,11月2日開放大陸探親,隨著台灣民主化與法治化的背景以及兩岸交流的需要,台灣方面成立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991年1月)、「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991年2月);中國方面則是以「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的「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和「中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以及「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來作為對口單位。

此後,兩岸關係歷經李登輝時期的「康乃爾事件」(1995年,係指李登輝回美國母校康乃爾大學所引發的政治事件)、「台灣第一次全民直選總統」(1996年,中共朝基隆以及高雄外海發射導彈威嚇此次選舉)、「兩國論」(1999年);以及陳水扁時期的「一邊一國」(2002年)、「準準斬首事件」(2004年,指載著正副總統的空軍一號受中國軍機威脅之事件)、「四要一沒有」(2007年,陳水扁:「臺灣要獨立、臺灣要正名、臺灣要新憲、臺灣要發展;沒有所謂的左右路線問題、只有獨統問題」)等等,這些事件所引發的爭議可以被總結為:(主權)認同與安全問題。

然而就在2005年開始,國共兩黨繞開執政的陳水扁政府,開始一連串象徵鬥爭,其目的便在改變兩岸政治場域的互動規則。由於當時兩岸之間的經濟交流已日漸緊密,因此以經貿與文化來作為兩岸交流的最高指導方針,成為國共兩黨用來取代認同與安全議題的策略手段。嗣後「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兩岸企業家峰會」、「海峽論壇」、「兩岸交流基地」…等論壇與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競相舉辦,這些論壇的表面內容是經貿整合、民間文化交流、加強合作促進發展,但實際上則是政商關係緊密共謀;並針對中國官方的議題設定背書,且最重要的是這些論壇都建立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

2005年連戰在國共平台的架構下到中國與胡錦濤召開連胡會,為「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打下了基礎,其後幾乎每年(2014年因為太陽花學運而暫停)都會進行此論壇。在連胡會中所強調的「九二共識」與「經濟交流」,成為馬英九在2008年競選總統時「擱置爭議」與「兩岸一中市場」的政見來源。馬英九更在當選總統之後,淡化主權與認同議題並以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來作為安全的保證。

兩岸政治場域的典範與互動規則之所以會發生轉移,國共所共謀的各種「論壇」起著推波助瀾之效。2008年9月22日「兩岸企業家峰會」在中國江蘇舉行,成為中共涉台系統與台灣工商界交往的年度聚會。2009年5月15日主題為「擴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第一屆「海峽論壇」在廈門舉辦,內容包含藝術、演藝、體育、文化、宗教等範疇,中國官方將此論壇定調為深入台灣民間社會的交流平台。尤有甚者,2009年12月17日中國官方開始逐步在「大陸」各地設立「兩岸交流基地」,選定中國各地具有文化與歷史意涵的地方名勝,將其作為兩岸中華文化相互聯繫的資本,至今已經有37家兩岸交流基地。

以上這些論壇與組織表面上是因應物質層次的交流需求,實際上是在建構象徵層次的場域規範與互動規則。國共兩黨成功地將主權認同與安全議題擱置,代換以經貿與文化交流,其背後則是跨海峽政商聯盟與大中華民族主義。

表一:國共平台下的「兩岸經貿文化」交流

  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兩岸企業家峰會 海峽論壇 海峽兩岸交流基地
意涵與綱領 國共平台主要架構 兩岸政商聯絡網絡 民間交流 中華文化傳承
創立時間 2005年4月29日 2008年9月22日 2009年5月15日 2009年12月17日
截至目前為止屆數或數量 10屆 中方5屆,至2013年開始,台灣亦籌辦「兩岸企業家峰會」,並約定往後每年輪流在台北及南京召開年度峰會。 7屆 全中國大陸37個交流基地。

隨著反服貿運動在台灣所引起的政治波瀾,以及去年九合一選舉國民黨的大敗。證實過去國共「以商圍政,先經濟後政治」的象徵交換策略之失敗,其背後的原因除了兩岸買辦文化壟斷對岸經濟讓利的事實曝光之外,便是台灣公民社會已經逐漸識破國共的共謀結構。2015年9月3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參與中共「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大閱兵」,引發台灣社會譁然,回顧過去十年,兩岸之間的「民間交流」雖然一直都存在,但大多是在國共雙方的議題設定之下且經由特定的代理人。時至今日台灣公民社會已然無法再繼續接受國共平台的兩岸交流模式。

綜觀未來,兩岸政治場域的典範與互動規則預料將有重大轉變,其具體內容將影響兩岸關係的後續發展。但不管其內容為何,兩岸之間應該擴展人民生活領域與文化的交流,且不再限於中國政府單方面的指導與政治前提之下。如果兩岸人民能夠在經濟與權力的策略行為之外,多一點相互體諒與理解,建立跨海峽的公共領域,任何試圖在兩岸政治場域中進行象徵鬥爭的政治行動,都將經過人民的重重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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