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的宮廷大戲

國民黨榮主席連戰赴中國參加九三閱兵一事，引發輿論熱議，有人批評他扭曲抗戰史實、傷害台灣人民的感情，呼籲國民黨中央應對連施以黨紀處分；連的支持者則強力反駁，認為連的做法有助於兩岸相互了解，促進和平。實則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國、共之間的恩怨分合，無非建立在政治權力的掠奪上，對抗北洋軍閥如此、抗日如此，即便是近十年來的「連胡會」、「連習會」，莫不如此。

推溯國共之間的合作，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會晤後所發起的「聯俄容共」政策可為開端。當時孫為了對抗北洋政府，在毫無國際奧援的劣勢下，只能向願意提供協助的蘇聯張開雙臂，允許甫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翌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出的2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即有李大釗、譚平山及於樹德等共產黨員在內，而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內，也有包括毛澤東等數人位居要津（毛時任宣傳部代理部長）。這種合作模式當然是各懷鬼胎，孫中山需要蘇聯的軍事與經濟援助，而共黨分子則可滲入國民黨組織來強化其基層骨幹，為日後謀取中國政權打下基礎。

隨著共黨分子在國民黨內部勢力逐漸壯大，兩派之間的矛盾也跟著白熱化，於是有了後來的以汪兆銘為首的武漢左派集團與由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右派間的齟齬，史稱「寧漢分裂」。雙方就在北伐過程中不斷角力，各自謀奪政治利益。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旋即發起「清黨運動」，一場集野心政客、各方軍頭、幫派分子與地痞流氓等邪惡勢力的殺戮於焉展開（最知名的是1927年4月12日，蔣與上海幫派分子杜月笙等人合組「中華共進會」，結合軍警力量清剿上海各公務機構中的共黨分子的「四一二事件」），幾乎讓國、共兩敗俱傷，也開啟了未來近二十年兩造之間斷斷續續的武力衝突。

抗日軍興，共產黨與國民黨為了維護各自的勢力範圍不受日軍剝奪，雙方決定先合作以對抗主要敵人。先是1937年底將共黨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接受「軍事委員會」節制調度；接著又將長征時期殘餘的一萬二千多名共軍整編為「新四軍」，並且允許共產黨在陝、甘、寧及晉、察、冀等地區成立兩個邊區政府。這段期間，共產黨的勢力大增，黨員一口氣暴增了近二十倍，達到八十萬之數，此似乎坐實了共軍藉抗戰壯大自己實力的指控。不過，若說共軍都沒有抗日，恐怕也不完全是事實。雖然毛澤東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陝北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摘要於1937年在陝北「洛川會議」上曾公開指示其部眾「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而是應「繞到日軍後方打游擊」、「要千方百計地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趁機奪取國民黨的政權」，但根據馬克‧薛爾登（Mark Selden）在其所著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中所引述的一分中共文件則明示：「如果國家滅亡並淪陷於日人之手，就難以實現共產理念了。共產理想的實現，必須以國家獨立為前提。」並主張應該停止與國民黨間的爭鬥，共同抵抗日本。此一論調顯然不是信口開河，以中共黨史所謂的「百團大戰」為例，1940年底，由彭德懷指揮的共軍計投入104團的兵力對日軍在華北的據點進行數波攻擊，幾番對抗下來，共軍死傷、逸逃者超過十萬。

雖說如此，卻並不表示共軍真的有全面投入抗日，也不表示國民黨便因此信任共產黨，事實證明共軍為了保存實力而刻意怠命的事件時有所聞，而國民黨為了保護自己的勢力，其軍隊也從未停止過對共軍的壓迫與攻擊，雙方零星衝突不斷，1941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新四軍共計有三千部眾遭到國民黨軍隊殺害。別忘了，那可是所謂「全面抗日」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時候。

可以說，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其與國民黨之間就斷續存在「假合作，真鬥爭」的陰險關係，其目的都只是為了圖謀各自的政治利益。直到如今，經過近六十年的隔海對峙，這兩個視彼此如寇讎的政黨又開始互通聲氣，大談和平合作，若要說有什麼遠大的「民族目標」，恐怕證諸國共對抗的歷史，是不會有人相信的，充其量不過是如同電視搬演、各懷鬼胎的宮廷大戲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