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之後,台灣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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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事件,儘管在台灣隔海觀望,照樣看得人五內俱焚。如今事件表面上平息了,但留給台灣,特別是馬英九政府的問題是嚴峻的:

面對南周事件,台灣能做些什麼?

回顧在抗議行動最火熱的期間,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和文化部長龍應台,都對事件發表了談話。

王郁琦的說法是:「中華民國政府向來關切大陸新聞自由的發展,台灣方面希望大陸當局應該正視人民對新聞及言論自由的渴望,大家共同創造一個資訊能夠更充分流通、公開透明的社會,兩岸應該一起努力。」

龍應台的評論是:「 站在兩岸關係的立場,台灣人非常在乎的,是大陸新領導人的領導下,台灣認為的「普世價值」,就是對民間社會的尊重,對自由心靈、獨立精神的開放,共產黨能夠容忍到什麼地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龍應台也公開向習近平喊話:「他一上任就發生南周事件。希望他把南周事件看成對開放程度的考驗。大家都在看他怎麼應對,希望他能夠處理得非常有智慧。」

單單就談話論談話,王郁琦四平八穩,龍應台比較突出,但該點到的,也都點到了。但問題不在官方的言談,而是除了這些言談,台灣還能做些什麼?

龍應台上一段談話,是在一月八日她出席的一場公開活動場外。但當時遞到她前頭的問題是:「您曾經在冰點事件中,寫文章聲援被查禁的冰點周刊。如今又發生南周事件,您認為這幾年間,中國的言論自由情況有任何進步嗎?」

很明顯,龍應台沒有對正問題回答,或許是幕僚不是這樣擬的稿。

接下來向龍應台提出的問題是:「除了呼籲,台灣能做什麼?」

龍應台的回答:「台灣能做的,是把這個態度表達清楚,就是台灣方面在乎的是什麼......。」接下來,差不多是再把上頭的答案再說一次。

還原這些採訪現場,不是聚焦批評哪個個別人。而是因為龍應台的表現,完全能夠呈現台灣政府的困窘:冰點周刊被禁時,龍應台以一篇「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直接向胡錦濤叫陣。但南周事件,龍應台由民轉官,但能做的事仍然只是呼籲、表態。甚至很可能因為考慮身份,調子還放軟了下來。

從「冰點」到「南周」的七年間,台灣政府的作為沒有什麼改變,但民間傳媒面對中國公共事務的議論空間卻愈來愈小。這不只是個別媒體老闆政治傾向的問題,而已經是一個愈發失衡的結構,馬英九領導的政府,應該有所警覺了。

南周事件發生後,香港評論家梁文道等傳媒工作者發起了一份聯署,聲明裡提出了一項訴求:

「我們期待華人各界與政府,尤其是台灣政府,更積極主動地促使中共當局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這包括開放報禁,落實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促進社會公正,推動憲政民主變革。」

中共政權以經濟為手段入侵台灣言論領域,不管你把它當作迫在眉睫的危機,或是台灣應該為華人社會擔起的道義。都是台灣政府該思索「怎麼做」,而非「怎麼說」的時候了。

該怎麼做?我的主張是:正式向中國要求談判「兩岸資訊自由流通協議」。台灣政府應該主張,兩岸之間包括網路資訊、出版品和大眾傳媒內容,應該相互完全撤除檢查,自由流通。

這個主張看似陳義過高,但事實上,最近在立法院裡,民進黨不用說,即使國民黨立委,都開始發現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曾經擔任新聞局長的江啟臣,最近在內政委員會質詢時,質疑兩岸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並不能做到「對等傳播」。他也要求未來,必須要求兩岸的網路內容,能夠做到對等交流和傳播。

不管是以往的民進黨政府,到現在的王郁琦、龍應台,對這類問題的回應,始終只停留在「呼籲」。但從冰點到南周,七年之間,一個冰冷的事實是:這類的呼籲,共產黨根本當作耳邊風。並沒有起到一絲作用。

起不了作用的原因很簡單,任何私下的勸諫、諷喻,或許可以讓個別官員心動。但更可能的,是像護照事件一樣,當台灣向中國政府關切新版護照裡有台灣景點的問題時,陳雲林的答覆:「這只是外交單位趕時髦」。整一個唬弄了事。

只有問題上了檯面,才能迫使共產黨認真面對。「資訊自由流通協議」當然沒有這麼容易談成,但這並不是壞事,因為只要它一天不談成,共產黨就一天必須在兩岸協商的場合面對箝制言論的指控,還得拿出個可以服眾的論述。

或許有人要爭論,在冰點事件時,主其事者李大同被撤了職;但南周抗爭到今天,至少當局已經承諾對於抗爭的編採人員不會秋後算帳。但筆者認為,這只是中共當局因應個別情況做出的一點「小氣候」。整個共黨嚴控媒體、網路城牆高築的結構並沒有改變。

現在中國言論尺度的鬆緊,端看執政者願意施多少恩惠,想得多少掌聲。南周風波看似得到了善了,多少感恩戴德的聲音馬上加諸在習近平、胡春華,或者任何一個沾得上邊的中國領導人頭上。但,為什麼不反過來想:善了不是應該的嗎? 不善了,難道要繼續鎮壓嗎?這樣有什麼好鼓掌的呢?

套進中國著名公共知識份子秦暉老師的語法:向統治者要求言論自由,不應該是「受惠式」的,而應該是「問責式」的;你給了,老百姓不必感謝你,這本來就是你該給的;但你不給,老百姓就有權力就來問你要!

這幾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向台灣提出,要求簽署文化或是新聞交流協議。主要目的之一,是讓新華社插旗台灣。發揮和當年香港新華社一樣的功能。台灣政府當然也知道箇中盤算,一再阻擋。而台灣的左閃右躲,就被詮釋為在兩岸交流上設置障礙。向來言論自由、多元開放的台灣,竟然被共產黨指控為阻礙資訊自由流通的黑手,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南周事件是一記警鐘,台灣必須在資訊自由流通這個議題上反守為攻。事實上,馬英九政府以往一直拿著「先經後政」做擋箭牌(文化是「經」還是「政」?),一再拒絕在文化、言論問題上公開主張台灣的核心價值,任令共產黨結合資本力量,對著台灣傳媒威脅利誘,就是變相地犧牲台灣的言論自由和多元,去成就商人、特別是資本家的利益。

馬英九政府必須認識到,中國統治者的善意,是不可依靠的。除非打破結構,否則中國的言論環境,不可能出現根本性的改變。放眼華人世界,有能力鑿開這堵言論大堤的,除了台灣政府,再沒有其它的個人或團體具備更好的條件。這不只是為了中國人民,更是為了台灣自己。如果兩岸關係,必須是馬英九所說的「特殊關係」,那麼何不就讓這樣的「特殊性」,發揮出巨大的進步力量?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