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歷史的土地,才是記憶所繫之處——讀陳奕齊的《打狗漫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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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一個城市的認識深度,會決定吾人對一個城市的情感濃度。」前衛所出版的《打狗漫騎》[1] ,是作者陳奕齊(筆名新一)對故鄉的政治宣言。

新一引英國詩人兼作家山謬‧強生(Samuel Johnson)的概念:「旅人若想要在旅行中帶回知識財富,首先則必須帶著知識去旅行。」要深度認識一個城市,除了生活、觀察,還必須具備足夠的文史知識。所謂認識城市的人文歷史,並非只是對歷史事件博聞強記,新一以對斯土的深情,導覽了歷史事件所展演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意涵,為讀者創造出優質旅行高雄港的指南。這種因知識而厚培的城市情感與責任,亦具體實踐在2014年底新一所屬的基進側翼「帶著知識入陣」,為了將高雄打造成一個「有記憶的城市」而努力。[2] 

正如新一對打狗五金老街的憑弔:「一個充滿五金和機械氛圍並用一雙雙黑手所寫下的,屬於戰後高雄工業城市歷史記憶的空間,被推土機給驅逐出境。」布爾喬亞在城市經緯,「恣意傲慢地發動對勞工階級領地的欺凌與侵略」,但我們不能遺忘,原本屬於這片空間的勞動身影對城市產業與勞動文化記憶的呼喚:「一種銜含著勞動、文史地景與城市綠美化共生的想像風貌!」

打狗的歷史隨著書本一頁頁翻動,比歷史紀錄更具價值的,是新一對歷史事件的批判性詮釋。就像二十五淑女墓從「姑娘廟」到「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的轉變,雖代表著從父權傳統下的女性身分轉型為性別平等的勞動者,但即使經過性別與文化視角的翻案,造成1973年9月3日二十五位勞動女性淪為港區波臣的政經結構,依然被掩蓋與壓抑:「讓諸多二十五淑女回不了家的,是台灣經濟發展過程裡頭,勞資關係片面且過度地向資方傾斜和妥協的習慣,並造就了殺人於無形的扭曲制度。」階級結構與拼經濟的意識型態是「制度殺人」的根源,「與其呼喚一個純淨沒有父權意識型態的清明節,不如從四月二十八日國際工殤日開始,建構一個新的展望,將台灣打造成一個男女勞心勞力者,皆能平安勞動而安全回家的所在吧!」[3]

台灣身世的扭曲與史觀的衝撞也刻印在漫騎的路線。旗津島上,大陳聚落的流浪者之歌,其實是蔣介石「項莊舞大陳,志在金馬」的工具。大陳的撤退,換得了美國協防金馬的保證。金馬這兩個從未屬於日本的中國國土歸蔣,助成ROC保有「中國政府」的國王新衣,亦讓「內戰狀態」得以延續、「內戰史觀」似乎有了紐帶。同樣在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的「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陪伴著在內戰史觀下不被歷史書寫與記憶、比外省老兵更為弱勢、一輩子不知為誰而戰的台籍老兵,包括在碑前以身殉道的許昭榮老先生。他們的命運與存在,就是對國民黨內戰史觀的挑戰。

歷史真相的揭露,除了知識功能,更帶動價值判斷。13號光榮碼頭區的歷史可見證黨國體制下大量軍職轉文職的縮影,以及十八趴的緣由。3號香蕉碼頭區已經被改為海景宴會餐廳的「香蕉棚」,記憶著「剝蕉案」的冤案,以及台灣香蕉的日本市場如何死於國民黨的政商獵殺。旗后山下的「民眾服務社」,則見證了國民黨將公產變黨產,而後作用在滲透與掌握基層社會的驚人能力,所以「地方經營」不應被視為國民黨之美,這是黨產之惡。至於愛河的整治、高雄港第二港口的開鑿,亦不容由國民黨的冒功諉過扭曲歷史。

真正紮根於土地的政治關懷,不能只是地表的田野觀察,還必須探勘地層,考究土地的歷史。政治的在地性,不只是有邊界的平面聯繫,亦是與歷史記憶的共鳴。缺乏歷史知識與情感的在地性,比起「不接地氣」的清議空談,僅僅前進一小步而已。黨國巨惡甚至可依附於缺乏歷史知識的在地價值,轉型為「藍綠一樣爛」的無根小惡,嘲諷著「為土地與弱勢發聲」的滿腔熱血。只有無知於國民黨惡之歷史與緣由的人,才會以為本土政黨有能力複製國民黨。「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句推動倒國風潮的精練口號,奠基於紮實的戰後政治經濟考察,並沒有抬舉國民黨禍台之力。

從狄爾泰、海德格到高達美等哲學家,在在強調了人在歷史性中展開對自身與世界的理解。對歷史的認知,會影響當下的判斷;史觀的建構,則牽動了認同、自我理解與觀看他者。失去歷史記憶,不一定是記憶的空白,更可能是記憶的扭曲。《打狗漫騎》一書,騎著單車,透視地景,讓城市從表象的「視界」變成有歷史縱深的「世界」,贖回被遺忘與扭曲的歷史。出入新一的打狗世界,我們不只看見了高雄,也看見了台灣——有歷史的土地,才是記憶所繫之處。歷史的傷痕就是土地的傷痕,但是比起失去記憶,背負著傷痕會讓我們更貼近「賽德克‧巴萊」(真正的人)。

[1] 《打狗漫騎》,前衛出版社頁面

[2] 〈帶著知識入政,扛著價值入政——基進側翼「學者獻策」造勢活動〉

[3] 這部分可延伸閱讀基進側翼新聞稿〈國際工殤日,終結讓人民過勞的政權〉

(本文轉載自台灣教授協會《極光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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