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想想】北歐模式，Taiwan Next？

台灣目前的經濟與社會模式儼然面臨嚴峻挑戰，諸如：出口衰退、高失業率、薪資倒退等等，在近幾年蓬勃的社會運動與選舉結果來看，人民對於現狀已有極大不滿，全世界也開始從追求效率（成長），轉向鼓吹分配（公平），《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問世，更使人注意兼顧成長與公平的議題。但是喊出改革口號容易，如何改革卻是困難，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取得成長與公平的『北歐模式』，或可成為台灣參考的榜樣。

北歐模式是指主要的北歐五國（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和冰島）的社會和經濟模式，而現今的北歐模式，已經從單純的補助和救濟，轉向增加社會投資，鞏固社會保障制度，進而帶動經濟成長。非僅僅是你我在國高中地理課本上念到的「北歐國家是從搖籃到墳墓、照顧生老病死的福利國家」。

北歐國家相較於台灣，有幾項特點，分別是：人均GDP高、出生率高、婦女勞動參與率高、高齡人口勞動參與率高，這應可歸因於北歐完善的社會服務系統，使得家庭照護負擔減輕，不僅提高生育意願，也使得婦女進入就業市場障礙減少。如此一來，高出生率和充沛勞動力，使得北歐國家人口老化問題較小，與現今少子高齡化、社會支出負擔沉重的台灣形成對比。

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完善，眾所周知，但在產業政策方面，其彈性和創新卻擺脫傳統福利國家制度的僵固。北歐模式建立的社會保障網，不僅提供失業補助，更給予積極、良好的職訓政策，幫助再就業的勞工，如此一來，面對產業調整造成的失業便可減少，因此產業結構調整彈性增大，勞工也能因此獲得人力資本的累積；而良好的社會福利制度，讓北歐的創業風氣盛行，因為人民知道最後還有社福制度可以支撐生計；同時，北歐國家各企業間的產品分化，造成互補性強、競爭性低，久之形成正向循環的商業思維，共生共榮。

而在勞工薪資的調整上，由於北歐國家的勞工加入工會與否牽涉到失業給付，因此工會組織率極高，所以在薪資調整時，通常由產業工會出面與雇主協商，若協商不成才由政府介入。而穩定的薪資調整，不僅讓企業提早預期支出的成長，也會對成長較差、生產力低的公司，進行淘汰或體質轉換，但由於社會保障，因此勞工能享有失業給付與轉職培訓，無需擔心產業結構調整造成的損失。

簡言之，北歐國家能從傳統福利制度走向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兼顧，其關鍵是：『社會投資策略』。北歐模式的『社會投資策略』以實體服務形式為主，而非純現金支付，並將福利政策視作一種投資（經濟政策），不僅提供社會服務，更促進人力資本形成和勞參率提高，進而帶動經濟發展。（而在台灣，我們習慣現金給付的福利模式，因為立即可見、感受性強烈，且政治上可以討好選民，例如：老農津貼、年終慰問金等等，卻因此導致財政負擔沉重。）

在提高婦女勞參率的政策面，社會投資所造成的正向循環可以簡化觀之：

「減輕養育子女與家庭照顧負擔」→「婦女就業率提高」→「社會生產部門（服務業）的產值提高」→「政府稅收提高」→「提高對基本社會服務的社會投資」

社會投資所創造的社會服務，在經濟面上增加了內需市場的成長、就業機會的增加、擺脫全然依賴出口的全球供應鏈；在社會面上，不僅促使社會保障的完善，也讓社會服務產生規模經濟，人民雖然負擔較高稅率，卻可以享有優於個人分別自行給付的福利保障，吸引許多海外人士學成回國，充實國力。

北歐在人口和領地都與台灣具有小國的特性，縱使北歐國家間也有經濟發展樣態上的差異，例如：瑞典、挪威（大企業為主）類似韓國；丹麥類似台灣（中小企業），但在整體社會保障和經濟成長並存的發展模式仍具同樣方向。因此從北歐模式的經驗與制度，台灣可以學習到如何擺脫全然依賴出口的小國宿命，並且兼顧經濟成長與所得分配，而這關鍵在於建構一個以社會服務提供為主的福利體系。

但這前提是，我們要怎麼樣的一個台灣，怎麼樣的一個未來，是害怕改變，繼續沉陷既存困境，還是嘗試創新，擁抱新經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