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轉型正義系列報導五】打開傷口是為了復原—專訪德國史塔西檔案局局長(上)

友善列印版本

威權體制下,人可以為了名利出賣家人和朋友,檢調為了升官,「把無罪辦到有罪」。威權轉型成民主後,這段不堪的過去該如何面對?德國在東德轉型正義的實踐,之所以被國際社會視為值得參考的範本,相當程度是歸功於情治檔案的利用和開放。在這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工程中,由國會立法成立的獨立機關史塔西檔案局,一直扮演著主導的角色。

聞之色變的黨國打手

史塔西(Stasi)是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簡稱,主要任務是對內政治偵防和打擊黨外勢力,相當於台灣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和調查局等情治單位。身為黨國的耳目和打手,史塔西除了檢查郵電,肆意拘捕和刑求異議人士,利用媒體散佈耳語詆毀他們的人格,還在民間吸收大量的線民,和其他獨裁國家的情治單位沒什麼兩樣。這些情治單位內部的公文和刺探來的情報,在民主轉型後往往不是被銷毀,就是怕見不得人似的鎖在不見天日的角落。為何史塔西檔案能留下來?這得先從東德和平革命的故事說起。

冷戰時期,史塔西透過綿密的線民佈線,掌握全國人民的一舉一動,被公認是東歐共產國家當中組織最嚴密、執行最有效率的情治單位。為掌握反對者的動態,全國各地的學校、教會、公司行號和社區鄰里都潛伏史塔西的線人,他們專門負責打聽消息,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定期向史塔西報告。特別是在1989年共黨垮台前,東德情勢風聲鶴唳,自封為「黨的盾與劍」的史塔西,為打擊日益高漲的反對勢力更全面擴大情蒐,為史塔西工作的「抓耙仔」高達19萬人,平均每兩位東德人就有一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打小報告」。

因此,當11月9日柏林圍牆一倒,共黨領導班子手忙腳亂之際,這個令人民飽受監控所苦的神秘機關,馬上就成為群眾發洩憤怒的下一個目標。12月初,萊比錫(Leipzig)等地陸續傳出史塔西分部被佔領的消息。到了次年1月15日的傍晚,數以千計的東柏林市民呼嘯衝進史塔西總部,阻止特務銷毀檔案。在圍牆倒下的三個月後,人民再一次展現集體力量,震驚了世界。

攻佔情治機關

工程師邁爾(Heinz Meier)是最早衝進史塔西總部的東柏林市民之一。六年前,他參加史塔西檔案局舉辦的「佔領週年」紀念活動,回憶往事時意氣風發的神情,令人印象深刻:

「那晚有上千人在國安部門口示威,每個人都知道史塔西正全力忙著銷毀檔案,所以,大家衝進去的時候第一個念頭,都是無論如何要把獨裁的證據保留下來。」當時,國安部有個房間微微透出火光,隱約看到有人把滅火器往窗外丟,「大夥群情激昂,一湧而上,逮到正在煙滅文件的特工。」

邁爾和其他市民,當晚就組織委員會接管國安部,強迫專制鷹犬自行解散。邁爾本人也被推選為小組召集人,專門負責看管檔案,「第一次走進檔案室,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因為沒想到規模這麼大。」

我的案底屬於我

威權統治者的失勢,使得經年累積的機密檔案有機會攤在陽光下,這是歷史上少見的際遇,但是,這些檔案究竟該如何處理,在東西德統一前卻是眾說紛紜。

許多西德政治領袖擔心,檔案內容太具爆炸性,率爾開放會導致社會動盪,主張「向前看,不要向後看」,建議將檔案加密30年後存放在國家檔案局;民選的東德政府亦持相同立場。也有部分西德政要,深恐史塔西的觸角也一樣滲透西德全國,不願見到自己從政的內幕或私生活曝光,甚至主張史塔西檔案應該全部銷毀。

至於東德的民運領袖,一開始也是舉棋不定。然而,陸續從媒體流出的檔案顯示,平日相濡以沫的同志,原來竟有可能是秘密警察臥底的線民,全面保住史塔西檔案並開放給民眾查閱的聲音,開始在民運圈佔上風。

眼見政府依舊堅持檔案加密的立場,1990年9月初、也就是兩德統一前一個月,以年輕人為首的20多名抗議者,無預警衝進史塔西總部,把自己反鎖在儲藏室,當天傍晚就有數百位民眾趕到門口聲援,民運領袖「拒絕移交國家檔案局」以及「我的案底屬於我」的訴求,開始受到輿論的關注。一個禮拜後,政府依然沒有任何回應,佔領者開始用絕食的方式向當局施壓。

接下來的半個月,警方多次清場失敗,媒體又排山倒海報導,東西德政府迫於壓力,終於在統一前的最後一個禮拜,將保存與開放史塔西檔案的原則,以附註的方式加進了早在幾個月前就簽妥的《統一條約》。東德人民從底層發動的和平革命,繼推倒圍牆後,再一次寫下驚嘆號。

兩德統一滿周年,國會果真不負眾望,如期通過《史塔西檔案法》,明確規範檔案的用途和調閱方式。依此法成立的史塔西檔案局、全名:聯邦政府委託管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檔案局,目前有1600名員工,年度預算新台幣40億元,運作至今超過20年,申請調閱自己案底的民眾已經超過300萬人。

黑名單記者

今年秋天,我在德國聯邦新聞局的安排下,與外國記者團再度拜訪這個舉世聞名的機構,由局長楊恩(Roland Jahn)親自接待。身為聯邦政府的特任官,楊恩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上級指揮,也沒有政黨色彩。楊恩本人也有話直說,一點不拐彎抹角。

面對我們來訪,楊恩劈頭的第一句話就是:「只有在社會上有相當聲望的人,才能出任這個職位。我是政府提名,由國會選出來的,朝野政黨全都挺我,正當性無庸置疑。」

楊恩出身東德,還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就是對當局不滿的異議份子,因為抗議新聞檢查被學校退學,只好到工廠當搬運工人,有多次坐牢的紀錄。1983年出獄後,楊恩依然故我,不願在獨裁壓迫下屈就自己,史塔西乾脆用鐵鍊綁住他的雙手,關在往西德的火車車廂裡將他驅逐出境。柏林圍牆倒下前,楊恩一直是有家歸不得的「黑名單」人士。「見不到家人,帶給我很大的痛苦」,他無奈地說,「圍牆是什麼?就是不讓裡面的人出去,也不讓像我這樣的人進來。」

後來搬到西柏林的他,依舊不改其志,與東柏林的民運同志裡應外合,走私攝影機、影印機、電腦、和禁書等違禁品給他們,還為西柏林的電視台和報紙工作,報導東德民主運動的動態。由於東德大部分地區可以接收到西德電視和廣播,楊恩的報導讓東德民眾得以突破新聞封鎖的高牆,了解國內真實情況,對1989年的和平革命有推波助瀾效果。

兩德統一後,楊恩也是德國媒體圈內最關心轉型正義的記者之一,拍了幾部紀錄片,探討統一後的德國如何反省過去的威權歷史。工作之餘,他還是哈福曼協會(見系列報導二)的一員,熱心參與東德民主文物館的籌建,也長年擔任柏林圍牆紀念園區(見系列報導四)的諮詢委員。

「政府看重我的資歷才提名我,知道我有能力和經驗處理歷史遺留的問題,對外代表檔案局,也有一定的說服力」,楊恩說。

民主實踐的象徵

史塔西檔案局的第一任局長是牧師高克(Joachim Gauck)。早在共黨還在位的時候,高克就一邊佈道一邊散播民主的理念,他在10年局長任內為檔案局打下基礎,不少德國人至今仍稱史塔西檔案局為「高克局」。在民間素孚眾望的他,兩年前還得到朝野力挺出任聯邦總統,以崇高的國家元首身份,繼續在國內外宣揚自由和法治的可貴。

第二任局長畢特納(Marianne Birthler),也是備受推崇的東德人權運動者和意見領袖,她和高克兩人都是威權統治者的眼中釘。

只有昔日的民運份子,才有資格管理情治檔案嗎?有記者問。

「當然不能這樣說,」楊恩回答,不過,他也強調史塔西檔案局能存在到今天,本身就是民主實踐的象徵,有位議員在投票前就說,「由當年的政治犯來主持這個機構,對曾被史塔西迫害的人和國際社會來說,都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加害者都有名字

儘管史塔西的特務在圍牆倒下後,已經匆忙銷毀許多文件,但是,威權統治40年累積下來的情治檔案,規模還是令人歎為觀止:光索引卡片就有4000萬張,文件排起來足足有111公里長,加上數以百萬計的影像和聲音檔案,堪稱是獨裁統治的全記錄。鑑於過去還沒有其他國家,曾立法成立過類似的常設機構,開放全民查閱情治機關為自己留的案底,《史塔西檔案法》對檔案調閱的規定非常審慎。

「史塔西刺探情報,踐踏人格尊嚴,我們不能蕭規曹隨,」楊恩說,「我們的做法,是兼顧知情權和隱私權。」

在知情權方面的實務做法是,任何人都可以向檔案局提出申請,但只能調閱跟自己相關的案底。申請者遞件後會先收到流水號,最慢三個月內就會接到通知,知道檔案局有沒有留自己的案底。如果有的話,工作人員會分頭去找,最快幾個月、最遲等上兩年,案底就能全部整理出來。當事人必須親自到檔案局或旗下的12個分支機構抄寫,現場能自費影印,但不能把原本帶回家,除此之外無需負擔任何的費用。

楊恩強調:「被史塔西刺探和整肅過的人都是受害者,我們是站在為他們服務的立場,這也是我們這個機關存在的用意。」

另一方面,關於隱私權的保護,檔案局也有特殊規定,任何案底只要一出現第三人的姓名就會被塗黑。不過,曾受僱於史塔西的特工,或是打小報告的線民,其姓名和化名,檔案局都不做任何處理;也就是說,受害者查閱自己的案底時,這些加害者的名字會自然曝光,如果想知道化名某某某的告密者是誰,受害者還可另外申請所謂的「化名解密」。

「被刺探的人,有權知道是誰刺探他,」楊恩說,「不義就是不義,我從來不忌諱把加害者的名字說出來,名字曝光,加害者才會面對自己的責任,真相也才有可能釐清。」 (待續)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