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學院畢業讀了法學院之後才深刻的感受到,邊緣人到哪裡都是邊緣人。
淡江大學的學生會長選舉,意外的因為蔡博藝決定參選而激起一陣茶壺風暴,臉書上許多人開始討論:「中國人可不可以參選學生會長這回事」不乏有統戰陰謀論者、也不乏有從敵對國家的角度去論述應當限制中國人參政權等等。臉書堪比Mr. 73萬重出江湖選臺大研究生會長時熱鬧。但跟73萬重出江湖時最大的差別是,當時臉書上一面倒的在為73萬會長坐反宣傳,彷彿在看一場鬧劇(後來開出來的票數也證明他是一場鬧劇)。但或許是因為蔡博藝本身投身運動,很容易在各個社運場合看到他的身影,也或許是因為陳為廷幫他po了一篇打氣文引起很多迴響。先暫時不論這樣的輿論小風暴是怎麼藉由社群網絡傳播開來的,我們實際上面對一個重要但是之前也不太有討論的問題:如何看待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學生在台灣的政治、社會參與。
經過這兩三天臉書上、網路上熱烈討論之後,大概可以看出三種風向。第一種論證大概就是:「中國等於敵國,敵國人民不應該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所以中生要參選我反對」這種論證可能會變形成「台灣學生不應該被中國學生代表」或是更直接地說台灣的社運領袖都是被國共欽點(或是不自覺的)共謀者。這樣的論述方式可以參看酥餅的臉書、或是《民報》報導轉引的黃錦容的言論。另一種是范雲的立場,基本上這邊的論述是:「學生事務的主體是學生,只要現行法規肯定中國籍學生可以參與學生會長選舉,那沒有理由反對中國籍學生的參與。」這派論點也可以在人渣文本那看到。第三種論述大概長得像這樣:「我懷疑中國人都不安好心,但我基於某種民主價值我還是支持你有參選的權利,只是我絕對不會支持你的。」這派論點大概就是佛國喬、格瓦推等人的論述方式。當然還有根本不關心學生會選舉的大多數人,或許對他們來說,這件事根本不在視閾範圍內。
從這幾種論述看來,似乎就是在權衡「民主價值」以及「國家安全」這兩點,有的論述就無限上綱國家安全,搞得好像我們生活在蔣中正威權政府之下(是說,現在的馬金江政權離威權似乎也不遠。)蔣氏政權在台灣的正當性基礎正是「反共復國」,所以不論這政權有沒有專心在他的復國大業,在論述上他必須要不斷的聲稱自己就是在反共復國。所以「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匪諜就在你身邊」這類的標語可以說是當時國家亟欲塑造的國民心理狀態。這樣的心理狀態說明白了就是塑造國境內部的敵人,而藉由對抗這些內部敵人反過來就可以證明我們是一體的。當然,這只是威權政權塑造正當性的一面,另一面就是「忠黨愛國」、「服從領袖」等論述,這些論述正面列出威權政府所希望的國民樣貌,與反共等負面列表共同組成威權時期的「大論述」。我不是說現在對中國人的懷疑跟戒嚴時國民黨操作的論述是一樣的,畢竟國民黨掌握的資源是遠遠超出台派的。我也不是要否定這些國安疑慮,認為所有的疑慮都是不合理的。我想要指出的是,這樣的疑慮到底是怎麼來的,以及為何會發展成如此激烈的論述。
對於中國的疑慮我覺得可以從兩個面向下手,第一個當然是在於台灣中國兩國之間敵對的關係,第二個是臺派長期處在一種失敗的氣氛下。中共政權一直主張對台灣的主權,連帶的對於「中國人」這樣的集體,我們也多少會抱著一些警覺。但是怎樣的警覺是合理的?中共跟中國人的關係是什麼?以及我們應該要怎麼看待中國人在台灣的公共參與?這些問題都是我們必須更深入思考的。我相信只要有認識一兩個在台灣的中國學生或是在歐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就會知道,他們很大部分是對中共政權不滿的。但即便如此,當跟他們討論到台獨、香港自治或是疆獨、藏獨等問題時,就會發現有些人是大中國主義者。對中共不滿不代表會全面否定中共推行的政治論述,敵人的敵人不見得是朋友,甚至在中共政權的各種威脅下,原本「進步的」中國人也可能會屈服。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認為很難概括地去界定中國學生在台灣參與公共事務的界限,畢竟每個人的背景、社會地位都會影響到這個具體的中國人到底能保持與中共多大的距離。我們當然要警惕中共這個龐大又強悍的國家機器,以及這個國家機器無孔不入的各種戰術。但我們也必須警惕自己必須要看到生活在這種國家機器下的個人,以及這些人的能動性。
另外,臺派在各種運動以及議題上面總是沒有取得實際上的成功,太陽花運動過後服貿也沒真的退回,監督條例還是卡在立法院一動也不動。罷免藍色立委也沒有真的通過第一階段連署,張志軍來臺視察好像重演08年陳雲林事件一般。這樣的進展太令人挫敗,這樣挫敗的氣氛之下臺派就陷在一種焦慮當中,認為中共的力量已經強到無法阻擋,我們必須全面性的防堵任何中共繼續滲透的可能性。是不是這樣的焦慮與挫敗氛圍讓我們沒辦法更適切的評估這次中生參選事件?是不是這樣的焦慮與挫敗讓我們放棄了人際相處中基本的信任?確實,在臺中國學生中一定有職業學生,也一定有抓耙子。但我們有必要把全部的人都當成職業學生、抓爬子、匪諜嗎?我們有必要放棄人際相處間基本的信任嗎?
香港大學學生會發生過的染紅事件或許可以跟這淡江事件做對照。當時親中共組織TSA以民主選舉的方式進入學生會系統並且以學生會名義辦一些親中的活動以及抹去學生會的進步色彩。但是這一切可以成功的原因是什麼?不正是香港大學學生普遍不關心選舉以及學生自治事務嗎?難道反對中國學生參選的人對台灣學生的民主素養那麼沒有信心?
或許有人會覺得我們不應該執著在蔡博藝這個個案上,應該要將中國學生參選視為一個通案性的事件。但我覺得視為通案只會製造出「普世價值」與」國家安全」這樣的假對立,在這樣的對立當中我們被要求選邊站、被要求表態,但在表態之前,我認為應該要具體判斷這個具體的中國學生與中共的關係。也只有認識到中國學生(更廣義地說,中國人)實際上的處境,我們才有辦法邁向一個不以仇恨為基礎的台灣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