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博士生
5月12日呂學樟委員在中研院的發言，如果報紙所稱無誤，那麼所謂「斯文掃地」，說的大概就是這樣的事了。而不幸的是，這竟然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臺灣。
十幾年前，我還是個大二的學生，上某位老師的課，課後的期末報告，老師列舉出十多種經典的史學論著，要我們寫寫書評。什麼都不懂的我，傻傻地選擇了余英時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那是我第一次讀到反智論的說法，當時我還年輕，才剛進入大學的二年，正是要吸收知識的時候，所以讀起來一整個不以為然，書評裡批哩啪啦的批評了余英時先生一頓，現在回去看那時寫的書評，實在讓人感到臉紅。當時的我，不僅沒能讀出余先生書裡的意思，也沒能讀到余先生書外的關懷。
《歷史與思想》書封（圖片來源：聯合新聞網）
十多年過去了，我開始漸漸理解反智論的意義，以及討論反智論的重要性。反智思想不僅無所不在，而且充滿變化。因為知識和統治權力在根本上，本是互不相容的兩種元素，所以歷朝歷代，那怕是民主社會裡，掌權者都會透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壓迫知識的發展。而尤其可怕的是，不只是掌權者如此，很多時候，平民百姓也抱著這樣的觀點，更間接地助長了政府的權勢。在現代的民主社會裡，即使不太可能像過去一樣掀起文字獄，但政府或掌權者，依然能透過預算分配、人員編制、組織調整或其他各種有形無形的方式，對知識進行壓迫。之所以要如此，其原因無他，當一個人具備足夠的知識，必然會開始獨立思考周遭的事物，會開始具備批判性，而不再以當順民、奴隸為滿足。當然，他也可能利用其知識，為自己換得溫飽，甚至謀得一官半職，依附於當權者的腳下，成為當權者所利用的工具。
所以呂學樟在言談中，特別讚揚了中研院自然科學和理工領域的學術貢獻，卻質疑政治、法律等社會學科的意義。其思考模式，與蘇清泉先前在立法院質疑社會系所研究方向為何的發言，基本上如出一轍，都是殖民主義心態下的反智思想。在殖民主義的思考下，為了殖民統治的順利，往往會允許被殖民者接受理工、自然科學或醫學等相對「技術性」的高等教育，但卻嚴格禁止學習文史哲或是社會科學等具備高度思考和批判性的學科。在這種選擇性的教育政策下，即使殖民地最後得以解放，但內心思想卻已經受到深刻的影響。所以臺灣人之所以特別重視醫學，是有其歷史淵源，所幸臺灣的醫師自杜聰明起，多毅然投入社會運動，而不依附於當權者腳下，可見知識、思想之於人，並不能以學科為限。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臺灣的「光復」，並沒有為臺灣帶來健全的教育政策，反而在國民黨威權統治和資本主義的影響下，使得臺灣的高等教育發生進一步的扭曲。就本質上而言，威權統治與殖民統治並無不同，因此國民黨同樣不歡迎人文社會學科。而就資本主義角度而言，商人們則希望大學畢業生後，能立刻無縫接軌工作，以省下職前教育之花費。於是乎臺灣的高等教育，不是以實現「人」的精神全面發展之整體性為教育核心，也不重視大學生獨立思考能力之培養，反而在企業與媒體、政府的操作下，轉而將重點放在產學合作，把大學降格為職業訓練所，讓臺灣即使脫離了殖民統治，依然不能發展出健全的高等教育體系。如果說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培養具有獨立思考能力，以及具備基礎人文和專業知識的「人」，而只是希望學生能在畢業之後，立刻無痛上手工作，那麼何必花大錢辦理高等教育呢？而一般人在此種教育體系的影響下，除了缺乏人文關懷之外，更發展出近乎叢林法則的思考模式，尊崇醫學、理工學科，蔑視人文社會領域，認為那是弱者的學科，所以當我考上大學歷史系後，絕大多數的親朋好友都問我：「念這個你將來要做什麼？去橋下講古嗎？」類似的質問，相信很多人文社會領域的學生，都曾經遇到過。此種以威權主義、資本主義為思想指導的選擇性教育政策，難道不是反智主義嗎？
1640年荷蘭人所繪「北左南右，東上西下」的福爾摩沙（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人是思考的動物，正是因為人類善於思考，並且樂於思考，所以在長時間的演化下，我們用知識的力量，主宰了整個地球，並建立起高度的文明社會。然而，對於統治者而言，一旦政權建立以後，獨立思考便成為其大敵，必須急去之而後快。在一切講求GDP，講求績效的今日，知識、思考彷彿成為多餘的東西，不再為人所重視。你多想點什麼與生活無關的，便動輒引人側目，所以人文社會學科不僅受到貶抑，且在國會殿堂中，遭到國會議員質疑；更有甚者，則有國會議員逕至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質疑社會學科的必要性，種種荒謬無知的醜態，清楚地展現了統治者的醜陋嘴臉。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一旦將獨立思考以及批判的能力拿掉，人和禽獸又有什麼不同呢？在一個民主國家裏，出現了蘇清泉、呂學樟這樣的國會議員，這難道不是國家之恥辱嗎？
信仰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
民主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
自由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
對於中國人來說，不能當飯吃的都不重要。
我們信奉了豬的生活原則，於是乎我們也得到了豬的命運――遲早給別人當飯吃。（王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