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鑲嵌」──《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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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今年3月翻譯出版若林正丈教授的大作《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我目前沒有能做「評論」,甚至連回應可能都有點不足。這裡只是基於自己對於臺灣研究的粗淺了解,以及自己研究關心,家族史的經驗來寫一下感想。
 
若林的雙重觀點在國際層次上,探討了深刻影響台灣歷史的三帝國──古典世界的清帝國、近代殖民帝國的日本、「非正式帝國」的美國;很可惜,若林沒有提到荷、西的影響,雖然他們的統治台灣時間不長、地域也有限,但是很多往後重要政治經濟制度性影響,都是從這時開始。在臺灣社會內部,提到了多族群的社會基礎,戰後認同政治、民主化影響等,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貢獻的突破。
 
對於若林正丈的的雙重觀點,我也嘗試對戰後提出一個「雙重鑲嵌」的想法──「中華民國臺灣化」+「臺灣中華民國化」。
 
我這裡想談一下「臺灣中華民國化」。很有趣的,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傳統「臺灣派」或「獨派」的支持者,若仔細檢視歷史,可以發現他們解嚴前的言論是十分「黨國」或者極富「中華情懷」的。這方面的著作可以參照蕭阿勤的《回歸現實》為代表,儘管我認為「隱蔽文本」在臺灣的歷史情境裡,還是相當有效力的。
 
以個人家族史而言,就我有認知以來,祖父就是所謂的「鐵桿深綠」,但是2013年過世後,我卻發現祖父(1926年[大正15年/昭和1年]出生 東京獨逸学協会中学校、臺南長榮中學畢)年輕時,大量效忠黨國的文件、書寫。 
 
祖父就讀東京獨逸学協会中学校時期的相片。(圖片來源:作者)
 
雖然,很有可能因為戰後身在體制內──國民學校老師的關係,同時又擁有「日文」、「鶴佬話」、「國語」的「通譯」技能。這最具體的,展現在「清鄉」時,很多本省籍的國小老師被抓去當通譯。我相信有很多日本時代是小地主階級、或是保正、保甲,如果戰後還有辦法延續到地方派系的勢力,或多或少都必須跟黨國「妥協」。
 
祖父的畢業證書(圖片來源:作者)
 
身為一個研究主題是日治族群關係的研究生,我想要特別對若林正丈的「族群」討論一些回應。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若林在日治政治史探討裡提出了以往常被忽略的原漢問題,並提出接受日本帝國「文明化」的階序差異。不過較可惜得是,他對於臺灣學者族群意識、臺灣民族主義的研究做了整理,卻未提出新的觀點。同時因為他完全採取一種「帝國之眼」的分析策略,卻忽略的臺灣各族群之間複雜的衝突、合作關係。
 
這樣的觀點,影響了若林戰後的討論,一樣落入的省籍的傳統討論框架。好像在1980S「四大族群」的架構提出來以前,臺灣戰後只有「省籍問題」,沒有各種意義下的「族群問題」。又因為戰後「省籍」的論述軸線,導致第六章,整個進入「民族主義」政黨的討論,第七章突然又「多元」了起來。
 
太平洋戰爭期間,祖父就讀台南長榮中學時,日本梁地教官出征,與長榮的學生們合影。(圖片來源:作者)
 
日本時代,是臺灣現代意義下族群框架形成的時期,清帝國時期的複雜關係與多重制度,必須被簡單化幾個群體。而這樣的族群關係,在日本人走了以後,延續了日本時代的結構。而過去,因為省籍政治的高峰和臺灣研究、本土化興起幾乎是同步的,因此也間接的影響了學界對於戰後歷史的認知。這就跟早期在探討日本時代的歷史,往往因為民族主義的情緒──無論是臺灣民族主義還是中國民族主義,都在「抗日」一樣。
 
直到今日,面對外在威脅,我們當然很希望台灣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共同體;但是幾百年來,臺灣社會深層的衝突結構從來都沒有遠離。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