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碩四的這一年,對於台灣政局非常的憂心,故而時常下筆為文,懇請姑妄言之姑聽之。
2月27日是《勿忘台灣・落花夢》的作者:張秀哲先生的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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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衛城出版社
第一次看見這個名字是在公館的五南書局地下室,隨手翻到了一本書,封面的男人意氣風發地叼著一根菸;那是張秀哲先生,或應該說是二二八事件之前的張秀哲先生。
張秀哲先生家境優渥,父親是礦業大亨:張聰明,膝下僅張先生一子,故極盡培育之能事,小學四年級之後即被送往日本繼續就學,答應張老先生照顧他的就是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先生;後考上臺北一中(建國中學),由於那裏清一色都是日本子弟,張先生在那裡多少遭遇了一些欺侮,由是激發他對台灣人當前身為二等公民的不滿,而萌發壯志、轉往中國就學,勤學中英文,矢志讓台灣人有朝一日脫離日本統治,驕傲地做一等公民。
張先生認為唯一有辦法拯救台灣脫離殖民統治的只有「祖國」中國而已,於是積極結交國民黨要人,如戴季陶、甘乃光、廖仲愷的子女廖承志與廖夢醒,甚至魯迅、郭沫若等文人,希望喚起他們對台灣的重視。魯迅先生甚至還在其著作《國際勞動問題》中為其寫序:〈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張秀哲先生不斷地鼓吹、倡議,終究是要被日本政府抓去關押的,但他「也是自己甘心情願的!」後他果真因「廣東革命青年團事件」入獄,然像是監獄這種東西終究是關不住張先生狂飆的心靈;怠禁足令一結束,他馬上又前往中國、日本,繼續做研究、著書。
張先生曾幫助蔣渭水醫師,密電國際聯盟、制止日本政府開放阿片(鴉片);也曾豪氣地以一圓日幣將自家大宅:宮前町九十番地出租給中華民國當駐台領事館。在張先生的心目中,「我想這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我的住宅屋頂可以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光輝的祖國國旗,能可翻揚于台灣唯一的空中,算也是值得一種的欣幸。」他曾是如此的嚮往祖國,誰又不是呢?彭清靠、陳澄波、林茂生、湯德章,誰又不是呢?
但殘酷的現實來了,根據〈張超英談父親〉一文: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卻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
二二八發生當時,父親因臺灣長官公署工礦處長包可永是他在東京當研究生時的舊識,而出任公營工礦公司轄下的紡織分公司的總經理。父親精通中、日、英語及臺灣、廣東、上海話,又嫻熟公司經營,使得協理幾乎成了名譽職。
父親家境富裕,又深受日本教育,痛惡貪汙,但從『祖國』派來的人要貪,父親便成了他們的擋路人。二二八爆發後,公司內有二十一人聯名密告,指父親唆使臺灣人衝進公司打中國來的職員(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舊址在現今衡陽路的金石堂書店)。過不了多久,父親突然被特務抓走,關在警總情報處(即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地窖,今天的西門町獅子林廣場)。事有湊巧,保密局臺灣站站長胡寶三的弟弟胡品三,時為警總少校,常來我家走動,意在追求我祖母的養女。那一天,他剛由東本願寺出來,撞見父親被蒙住雙眼綁去,很驚訝說:『張先生,您怎麼也在這裡?』於是趕緊奔告祖父。
許多菁英在二二八之後被綁走,一部分的人救不了,根本問題是不知道被誰綁去,綁去那裡。父親所幸有胡品三告知,祖父才開始營救父親。據家人事後說,只有錢也救不了,完全是靠很高層的關係才救出父親;靠的不是祖父在臺灣人圈子裡的關係,這個圈子已經自身難保。據說靠包可永和陳儀的關係,後來陳儀下條子要放人,但承辦人不放,一口咬定有二十一人聯名,不可能錯抓。解嚴後,經友人在警備總司令部,查得父親的罪名是『叛亂嫌疑』,應處死刑。最後還是由參謀長柯遠芬親自去帶父親出來。
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也曾受誣關在東本願寺過,張副院長形容那裡是一個只有『人間地獄』可以描寫的地方。父親自那個人間地獄出來以後,就不再多講話了。我記得他被放回來的那一天,滿臉鬍鬚、形容沮喪,匆匆吃完飯就進房休息。此後,不斷有悲慘的消息傳進家裡來,許許多多父親的親朋近友不是失蹤,就是被抓。一位家姐超雄的同學,家住迪化街,也來告訴我們,她親眼目睹四十一部卡車行經延平北路,車上疊滿屍體,雙腳朝外,簡直就是古代遊街示眾的搞法。從那以後,父親愈來愈鬱悶,愈來愈封閉自己,直到晚年。他的眼神永遠看見人又似沒見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
1982年2月27日,張秀哲先生把所有的秘密全帶進了墳墓。據張先生的長子、張超英先生所述:「一直到父親去世,父親過了三十多年自我封閉的日子。他把自己關在中山北路的老宅裡,足不出戶,不見任何一位朋友。嚴格說,父親也不與家人往來。我們祖孫三代住在同一座大宅,但父親把自己再關進大宅裡的書房。吃飯時,偶而會出現,但永遠面無表情。我的長女出生,呱呱墜地的聲音也未能敲開父親的心門;他既沒有對我說半句恭喜的話,臉上也看不出一絲笑容,連摸一下小孫女都沒有。」
身為讀者的我實在是無法相信,不,是根本不能想像,如《自由的滋味》一書中所呈現的景象會再次呈現在我眼前;依稀記得彭明敏教授的父親:彭清靠醫師驚險逃過「高雄屠夫」彭孟緝的槍口、回到家時那個筋疲力竭的身影,此後他也像是張秀哲先生一般、徹底灰心喪志,甚至宣稱以自己身上的華人血液為恥、要後代子孫與外國人通婚,且世世代代不可宣稱自己是華人。上兩代那樣的撕心裂肺,現今年輕的台灣人應該不能體會的罷?
2月27日是張先生的忌日,卻也是我阿母的生日。或許冥冥之中就有這樣的註定:前人未竟的,終要由後人來完成。
我敢說我阿母是真正的嘉義人。真正的嘉義人是台灣最勇敢的一批人,「反抗」是他們的天性。從清領時代的林爽文事件、吳鳳事件(連嘉義的原住民也是很勇敢的),到日本時代的諸多大小事件,再到國民黨時代的二二八事件,嘉義總是反抗最激烈、死傷最慘重的地方,然,嘉義也是最有資格稱「民主聖地」的地方。外公其實也算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當時他躲在山上的洞穴裡長達一個月的時間才敢偷偷地爬下山來,吃盡大小苦頭,從此雖然拿著國民黨黨證,卻不肯接受黨的安排,而毋寧繼續擔任小小的教員。
我的阿母身為當地名士之長女,更加地具有反抗天性,就讀嘉女的期間,阿母是全校唯一一位不肯加入國民黨的學生,為此學校導師還親自來做家庭訪問;而儘管也是從事教員一職,阿母敢公開地支持阿扁總統、小泉純一郎,更在桌上貼了兩張A4大小的阿扁總統玉照,就像是宣告領地的氣勢一般,旁人經過都要震懾三分的。
但,就算是阿母這樣的菁英,如今也已年過半百、對當今社會也逐漸失望了。現在的阿母幾乎只是每天看看臉書、新聞,並且發表好些評論之後便上床睡覺。她常說我太閒,應該去好好看顧自己的課業、工作,填飽自己的腹肚比較要緊。
並不是阿母已不管世事,而是:就算管又怎麼樣呢?她的後面並沒人在管呀!當今的社會上已罕有諸如張秀哲、彭明敏之流的後輩了;如有的話,那必定會對時事大加著墨、抨擊一番了,諸如阿扁總統冤案、馬英九之特別費、林益世賴素如之貪污案等。對此現狀,身為長子的我也是既著急且擔心的。我所掛念著的,正如同我阿母一般,是台灣的社會、台灣的人民,正逐漸被痲痹著、將國民黨認賊作父,還想透過「統一」來實現自己的發財夢。果真如此的話,台灣人祖父輩的鮮血白流了。
台灣的年輕人們起來罷!起來!像二二八事件那般地起來罷!像《台灣自救宣言》那般地起來罷!像張秀哲那般地行動罷!像彭明敏那般地行動罷!台灣建國,知難行易;不屈不撓,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