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碩四的這一年，對於台灣政局非常的憂心，故而時常下筆為文，懇請姑妄言之姑聽之。
2月27日是《勿忘台灣・落花夢》的作者：張秀哲先生的忌日。
圖片來源：衛城出版社
第一次看見這個名字是在公館的五南書局地下室，隨手翻到了一本書，封面的男人意氣風發地叼著一根菸；那是張秀哲先生，或應該說是二二八事件之前的張秀哲先生。
張秀哲先生家境優渥，父親是礦業大亨：張聰明，膝下僅張先生一子，故極盡培育之能事，小學四年級之後即被送往日本繼續就學，答應張老先生照顧他的就是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先生；後考上臺北一中（建國中學），由於那裏清一色都是日本子弟，張先生在那裡多少遭遇了一些欺侮，由是激發他對台灣人當前身為二等公民的不滿，而萌發壯志、轉往中國就學，勤學中英文，矢志讓台灣人有朝一日脫離日本統治，驕傲地做一等公民。
張先生認為唯一有辦法拯救台灣脫離殖民統治的只有「祖國」中國而已，於是積極結交國民黨要人，如戴季陶、甘乃光、廖仲愷的子女廖承志與廖夢醒，甚至魯迅、郭沫若等文人，希望喚起他們對台灣的重視。魯迅先生甚至還在其著作《國際勞動問題》中為其寫序：〈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張秀哲先生不斷地鼓吹、倡議，終究是要被日本政府抓去關押的，但他「也是自己甘心情願的！」後他果真因「廣東革命青年團事件」入獄，然像是監獄這種東西終究是關不住張先生狂飆的心靈；怠禁足令一結束，他馬上又前往中國、日本，繼續做研究、著書。
張先生曾幫助蔣渭水醫師，密電國際聯盟、制止日本政府開放阿片（鴉片）；也曾豪氣地以一圓日幣將自家大宅：宮前町九十番地出租給中華民國當駐台領事館。在張先生的心目中，「我想這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我的住宅屋頂可以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光輝的祖國國旗，能可翻揚于台灣唯一的空中，算也是值得一種的欣幸。」他曾是如此的嚮往祖國，誰又不是呢？彭清靠、陳澄波、林茂生、湯德章，誰又不是呢？
但殘酷的現實來了，根據〈張超英談父親〉一文：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卻像一把血腥大刀，砍向他的靈魂。父親如一枚炙熱燃燒的火球，驟然墜入冰河，從此沉寂在酷寒的大海。
二二八發生當時，父親因臺灣長官公署工礦處長包可永是他在東京當研究生時的舊識，而出任公營工礦公司轄下的紡織分公司的總經理。父親精通中、日、英語及臺灣、廣東、上海話，又嫻熟公司經營，使得協理幾乎成了名譽職。
父親家境富裕，又深受日本教育，痛惡貪汙，但從『祖國』派來的人要貪，父親便成了他們的擋路人。二二八爆發後，公司內有二十一人聯名密告，指父親唆使臺灣人衝進公司打中國來的職員（工礦公司紡織分公司舊址在現今衡陽路的金石堂書店）。過不了多久，父親突然被特務抓走，關在警總情報處（即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地窖，今天的西門町獅子林廣場）。事有湊巧，保密局臺灣站站長胡寶三的弟弟胡品三，時為警總少校，常來我家走動，意在追求我祖母的養女。那一天，他剛由東本願寺出來，撞見父親被蒙住雙眼綁去，很驚訝說：『張先生，您怎麼也在這裡？』於是趕緊奔告祖父。
許多菁英在二二八之後被綁走，一部分的人救不了，根本問題是不知道被誰綁去，綁去那裡。父親所幸有胡品三告知，祖父才開始營救父親。據家人事後說，只有錢也救不了，完全是靠很高層的關係才救出父親；靠的不是祖父在臺灣人圈子裡的關係，這個圈子已經自身難保。據說靠包可永和陳儀的關係，後來陳儀下條子要放人，但承辦人不放，一口咬定有二十一人聯名，不可能錯抓。解嚴後，經友人在警備總司令部，查得父親的罪名是『叛亂嫌疑』，應處死刑。最後還是由參謀長柯遠芬親自去帶父親出來。
前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也曾受誣關在東本願寺過，張副院長形容那裡是一個只有『人間地獄』可以描寫的地方。父親自那個人間地獄出來以後，就不再多講話了。我記得他被放回來的那一天，滿臉鬍鬚、形容沮喪，匆匆吃完飯就進房休息。此後，不斷有悲慘的消息傳進家裡來，許許多多父親的親朋近友不是失蹤，就是被抓。一位家姐超雄的同學，家住迪化街，也來告訴我們，她親眼目睹四十一部卡車行經延平北路，車上疊滿屍體，雙腳朝外，簡直就是古代遊街示眾的搞法。從那以後，父親愈來愈鬱悶，愈來愈封閉自己，直到晚年。他的眼神永遠看見人又似沒見著人一般。他既是活的死人，也是死的活人。」
1982年2月27日，張秀哲先生把所有的秘密全帶進了墳墓。據張先生的長子、張超英先生所述：「一直到父親去世，父親過了三十多年自我封閉的日子。他把自己關在中山北路的老宅裡，足不出戶，不見任何一位朋友。嚴格說，父親也不與家人往來。我們祖孫三代住在同一座大宅，但父親把自己再關進大宅裡的書房。吃飯時，偶而會出現，但永遠面無表情。我的長女出生，呱呱墜地的聲音也未能敲開父親的心門；他既沒有對我說半句恭喜的話，臉上也看不出一絲笑容，連摸一下小孫女都沒有。」
身為讀者的我實在是無法相信，不，是根本不能想像，如《自由的滋味》一書中所呈現的景象會再次呈現在我眼前；依稀記得彭明敏教授的父親：彭清靠醫師驚險逃過「高雄屠夫」彭孟緝的槍口、回到家時那個筋疲力竭的身影，此後他也像是張秀哲先生一般、徹底灰心喪志，甚至宣稱以自己身上的華人血液為恥、要後代子孫與外國人通婚，且世世代代不可宣稱自己是華人。上兩代那樣的撕心裂肺，現今年輕的台灣人應該不能體會的罷？
2月27日是張先生的忌日，卻也是我阿母的生日。或許冥冥之中就有這樣的註定：前人未竟的，終要由後人來完成。
我敢說我阿母是真正的嘉義人。真正的嘉義人是台灣最勇敢的一批人，「反抗」是他們的天性。從清領時代的林爽文事件、吳鳳事件（連嘉義的原住民也是很勇敢的），到日本時代的諸多大小事件，再到國民黨時代的二二八事件，嘉義總是反抗最激烈、死傷最慘重的地方，然，嘉義也是最有資格稱「民主聖地」的地方。外公其實也算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當時他躲在山上的洞穴裡長達一個月的時間才敢偷偷地爬下山來，吃盡大小苦頭，從此雖然拿著國民黨黨證，卻不肯接受黨的安排，而毋寧繼續擔任小小的教員。
我的阿母身為當地名士之長女，更加地具有反抗天性，就讀嘉女的期間，阿母是全校唯一一位不肯加入國民黨的學生，為此學校導師還親自來做家庭訪問；而儘管也是從事教員一職，阿母敢公開地支持阿扁總統、小泉純一郎，更在桌上貼了兩張A4大小的阿扁總統玉照，就像是宣告領地的氣勢一般，旁人經過都要震懾三分的。
但，就算是阿母這樣的菁英，如今也已年過半百、對當今社會也逐漸失望了。現在的阿母幾乎只是每天看看臉書、新聞，並且發表好些評論之後便上床睡覺。她常說我太閒，應該去好好看顧自己的課業、工作，填飽自己的腹肚比較要緊。
並不是阿母已不管世事，而是：就算管又怎麼樣呢？她的後面並沒人在管呀！當今的社會上已罕有諸如張秀哲、彭明敏之流的後輩了；如有的話，那必定會對時事大加著墨、抨擊一番了，諸如阿扁總統冤案、馬英九之特別費、林益世賴素如之貪污案等。對此現狀，身為長子的我也是既著急且擔心的。我所掛念著的，正如同我阿母一般，是台灣的社會、台灣的人民，正逐漸被痲痹著、將國民黨認賊作父，還想透過「統一」來實現自己的發財夢。果真如此的話，台灣人祖父輩的鮮血白流了。
台灣的年輕人們起來罷！起來！像二二八事件那般地起來罷！像《台灣自救宣言》那般地起來罷！像張秀哲那般地行動罷！像彭明敏那般地行動罷！台灣建國，知難行易；不屈不撓，至死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