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台史所碩士，鑽研戰後政治史，目前任職立法院。
去年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重新揭幕對外開放，黨史館為此除了更新常設展外，也建置了目錄查詢系統，對研究者來說，相較於以往僅能以卡片或是內部電腦查詢目錄來說自然是便利了許多。而媒體的報導多半集中在黨史館新開放的「總裁批簽」檔案中，發現蔣介石定調「匪諜」一詞的使用，以及蔣介石常用的公文批閱用字（悉、可、照辦等）(見〈最後一批國民黨史 25日對外開放〉)，並未針對黨史館及黨史資料的定位有所分析或評論。
筆者認為黨史館的重新開放，重要的倒不在於在多少程度上便利了使用者或是新開放的哪些檔案，而是在於黨史館本身所藏黨史資料的定位問題，尤其身兼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總統在出席典禮時表示，黨史館所收藏之史料雖然隸屬國民黨，但在使用上屬於全民，這席話意味深長，值得好好討論。黨史資料「在使用上屬於全民」固然不錯，但黨史資料的性質，或是說歸屬權是否就只是一個政黨(民間團體)的內部資料，以及黨史資料是否有比黨史館更妥適的安身處所，都值得進一步探討與商榷。
之前媒體報導，國民黨主席馬英九以「黨主席辦公室」用箋發函法務部，傳達不宜廢除特偵組的「意見」，外界大表驚訝，但對熟悉戰後那段黨國不分年代歷史的人來說，馬主席不過是承襲黨的優良傳統罷了。戰後台灣很長一段時間，國家最高的決策機制並非是行政體系的行政院，而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其中的常務會議（俗稱中常會）則是主要的決策平台，有興趣的人可以參閱《傳記文學》上連載的阮毅成先生《中央工作日記》，上頭披露許多當時黨政決策的秘辛。
若翻閱戰後政府檔案文書，亦可以見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致函政府機關的文書（見下圖），政府部會的各項決策視重要程度而定也必須先請示「黨中央」以及轄下各小組的意見，因此，政府公文書內會出現「國民黨從政黨員」的制式便箋用紙也就不足為奇了，至於「國庫通黨庫」更是「黨國一家」下的必然結果，雷震先生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已為此留下許多的見證，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
中國國民黨固然是民間團體，然而，在早期黨國不分、以黨領政的年代裡，中國國民黨的發展相當程度左右，甚至決定了中華民國的發展，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必須撤退遷徙來台就是最好的例證，此後台灣歷史的發展圖像，更被國民黨黨史所深深影響與烙印。
從研究者的角度來說，尤其是研究戰後的台灣史，不論是政治、文化或經濟面向，國民黨黨內資料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即便在黨國不分的體制下，在目前收藏於各政府或學術單位的政府檔案中也會看到國民黨黨內的文書（如圖一便是在外交部檔案中所尋得），但終究零散不完整，在決策是由國民黨做成，行政部門負責執行的分工模式下，若欠缺國民黨內部的資料，無疑欠缺重要的一手史料，對於研究的完整性來說自然一大遺憾，在筆者看過諸多研究戰後台灣史的論文中，這更是排行名列前茅的「研究侷限」。
從上述的例子與觀點來說，國民黨現在固然是民間團體，但作為國家長期的執政黨，其所製作及留存的檔案文書，在性質上實與「國家檔案」無異。然而，目前黨史資料收藏於該黨黨史館，由於黨史館屬於民間組織，其檔案之保存、開放等由該館自行訂定，不受《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之限制，對於哪些檔案文件可以公開，哪些不對外公開，都是該館內部作業，外界難以置喙，因此，學界屢有呼聲希望將國民黨的黨史資料「收歸國有」，由全民共享。（薛理桂，〈黨有黨史館 國無檔案館〉，《自由時報》，2013年12月17日。）
至此，應該有人會質疑國民黨可能這樣做嗎?國民黨有可能將過去黨國不分年代下那些「醜陋」的事攤在陽光底下供全民檢視嗎？這個筆者無法替國民黨回答，不過，國民黨是個相當重視歷史的政黨，這一回黨史館重新揭幕，聘請年僅36歲的王文隆博士出任黨史館主任，也舉辦研討會，看得出來國民黨想在黨史館的運作上有一番新的作為，也顯見國民黨對黨史的重視程度。而從過去國民黨對黨史資料保存的做法也可見到一線曙光。
有去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的人應當知道，該館收藏許多國民黨捐贈的圖書，可見得「捐贈」該黨「財產」並非不可行。而國民黨亦在去年將部分書籍委由政治大學管理，成立孫中山紀念圖書館，主要的原因就是國民黨沒有空間容納以及管理人力與經費不足所導致。
對於國民黨來說，若能將黨史資料移交給檔案局管理開放，對於「經濟拮据」的狀況雖不能大幅改善，但至少也可以省下一筆開銷，更重要的是，能將黨史資料攤在陽光底下，供世人檢視，對於國民黨的形象也是有助益的，藉由更開放及永久保存的機制，後人當能對國民黨執政的功與過有更深入的了解（就像學界認為因為「蔣中正日記」的開放運用讓後人能重新檢視蔣的一生，以更公允的視角來評價其功過），過去一些因為資料不開放而生的誤解或許也有機會打開（例如至今仍有人質疑黨史館並未將二二八事件的資料完全公開），而台灣轉型正義的實踐也必須奠基在這些資料的開放與充分運用上。
在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等人所做的〈轉型正義對檔案開放應用影響之研究〉（2007.12）報告中，便建議將國民黨內部資料納入相關政治案件檔案收集的範圍。這項建議落實在立法上便是由尤美女等22人所提出的「政治檔案法」草案（2012.12提出），該法第三條便將該法所指涉的「政治檔案」範圍擴及國民黨及其黨營機構所保管之檔案，可惜該法迄今仍遭國民黨黨團杯葛，來回擺盪於程序委員會與一讀會之間，連付委實質審查的機會都沒有。不過，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學界或是立法者均體認到，至少就攸關轉型正義最相關的政治案件來說，國民黨內部資料可說是還原史實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因此，相關檔案的徵集若只限縮在既有政府機關上顯然不夠周全，因此，將國民黨黨史資料納入國家檔案確實有其必要。
如果將國民黨黨史資料「收歸國有」，那應該由哪一個單位來負責接管呢？從黨史資料與「國家檔案」性質一樣的觀點來看，自然應該由現在負責管理國家檔案的檔案管理局最為合適。而事實上，關於徵集民間團體的檔案文書，檔案管理局已有徵集農會、紅十字會總會、臺灣世界展望會等民間團體檔案的前例，該局亦訂有「私人或團體捐贈珍貴文書獎勵辦法」，因此，由檔案局負責這件工作並非不可行。
對於台灣社會而言，國民黨的黨史既然主導了戰後台灣史的發展，透過將黨史資料移轉給國家隸屬的檔案局，台灣社會將可以補上這塊戰後台灣史關鍵的一塊拼圖。因此，筆者建議由檔案管理局與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接洽，就該館所藏涉及中華民國國家歷史發展重大的檔案文書，予以轉移給該局收藏管理，以確保與「國家檔案」無異的黨史資料能受到妥善保存並便利於一般大眾使用。
不過在目前欠缺法源依據的情況下，這門檔案移轉的親事能否成功，重點還是在於國民黨的態度，筆者呼籲一向重視歷史的馬主席（端看馬主席對開羅宣言以及釣魚台主權歸屬兩事上頻頻引述史料檔案便可知），應該體認到該黨之黨史不僅在使用上屬於全民，所有權更歸屬於全民，將黨史資料回歸國家正是實踐其念茲在茲「全民總統」的最佳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