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想想】從南榕廣場談起：京都大學的台灣人留學史──傳承「自由學風」與「反抗精神」

明治時代創立於日本千年古都的京都大學，除了囊括六座諾貝爾獎傲視日本以及世界之外，更以自由的學風與反抗的傳統馳名，從戰前作為左翼反法西斯學生運動的大本營、到戰後成為六零年代學生運動的主要根據地，自由反抗的傳統至今代代於校園中傳承：校園中到處設立著學生抗議看板、工會的抗議與選舉文宣；六零年代被學生占領後至今仍然由學生完全自治的社團空間「西部講堂」，是日本搖滾樂的發源地之一；每年遭到學生惡搞的校長銅像「折田先生」，乃至畢業典禮的搞怪傳統也都聲名遠播。

而走進京都大學的吉田校區百年建築裡的校史館，你可以發現一個與一般大學校史完全不同、一個大量以學生為主體的歷史敘事空間陳列，學生生活與學生運動成為校史的主要基調，甚至設置螢幕不斷地播送六零年代那個校園震盪的時代裡，學生用課桌椅封鎖佔領校園，以汽油彈與石塊和機動警察對打的歷史紀錄片.....

所以，若要以兩個關鍵字一語帶過這座百年大學的歷史，那毫無疑問的便是「自由學風」與「反抗精神」......

京大台灣留學生史

而這所母校到底帶給了以上台灣留學生們怎樣的影響呢？

大約十年前，曾留學哥大的中國作家王海龍出版了一本『哥大與現代中國』，書中耙疏史料、蒐集軼聞、探討胡適、顧維鈞等哥大留學生的哥大生涯以及這批留學們生往後對中國近、現代政治、文化的影響。在翻閱完這本書角度甚為特殊的著作後，也激起了筆者開始以「人」的角度探索「京大」與「台灣人留學生史」的趣味。

如果要大家相信京都大學其實也微妙地影響了台灣歷史，多數人可能不會相信，但其實很少台灣人會知道，最為京大台灣留學生津津樂道的有趣歷史巧合，是1996年的台灣史上第一次總統直選，其實可說是一場京都大學校友的競爭：國、民兩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中，李登輝曾就讀京大農學部、彭明敏出身自京都三高（現京大人間總合環境學部），而謝長廷則曾留學京大法學部並取得法學碩士學位，這三位京大校友巧合地在台灣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以主角之姿見證歷史......

而除了1996年總統直選的京大校友對決組合之外，其他京大校友名留台灣歷史的，其實還包括台灣第一位博士、創辦《民報》企圖啟迪台灣人思想，而在二二八事件時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時，遭到國民黨當局殺害的林茂生博士，他畢業於京都三高；而另一位博士、同時也是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高雄醫學院創辦人、有台灣醫學之父之稱的杜聰明，是京大醫院部畢業的博士校友。

又另一位醫生校友，則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先驅、在日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廖文毅的兄長廖溫仁，廖溫仁在杜聰明之後拿到京大醫學博士，他在中醫史的研究上在日本具有極重要的地位，卻不幸在獲聘為台北帝大醫學部教授後以43歲之年急逝。但既然說到廖溫仁博士則不得不提廖文毅，以及京都在台灣獨立運動史上的意義：這位228事件之後第一位提出台灣獨立者，在其兄長以及數位京大醫學部的台灣籍醫生支援的人緣與地緣的因素下，在1950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三週年之際從香港赴日，在京都公開喊出戰後台灣人第一聲的「台灣獨立」主張，並開始著手其後的「台灣共和國」運動。因而也使京都這座千年古城在台灣的歷史上留下意義。

而另一位留學京大法學部的中國留學生雷震、親身經歷戰前京大校園內為對抗國家極權、捍衛學術自由而屢屢發生的學生運動，他在京大法學部的老師們，更在他返國不久後發生的「瀧川事件」中，不惜為對抗國家干預學術自由而全體辭職，雷震在晚年的口述史中自承這段留學經驗對其所造成的影響。雷震回國後進入國民政府任職，並隨中華民國政權撤退台灣，在他生命的後期歲月中，領導並組織了國民黨極權統治最猖狂時代裡、台灣的第一波民主運動「自由中國」，結果雖以失敗入獄告終，卻也埋下了民主化終將到來島嶼的火種。

最後再回到仍然健在、或仍活躍政壇而無法讓筆者定論的96年總統直選三人組合，三人或許因年代不同而不曾在京大校園中擦身而過，卻或許在其後的人生路途中同樣受到這所大學的精神所影響。

李登輝大學時代進入京大農學部就讀後，受到京大左翼思潮影響甚深，當年他所寄宿的學生宿舍「吉田寮」，直到今日都由學生完全自治，是日本學生運動的精神象徵，而這位在戰後返回台灣的青年自承一時傾心左翼運動或許並不值得意外。

彭明敏就讀京都三高期間，受三高的哲學研討風氣與反骨思潮影響極大，當年醉心於閱讀法國政治哲學，後來在拿到法國巴黎大學博士的殊榮，卻於返台擔任台大政治系主任時，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遭到逮捕投獄，出獄後在1970年開始長年流亡海外，致力於台灣獨立運動。而今日仍在政壇活躍的謝長廷也曾表示，當年留學受到京大活躍的學生運動影響，故開始反思對國民黨集權統治的反抗，並在回台後開始投入黨外運動......

誰來寫大學歷史？

這幾年來，隨著學術資本主義挾著全球化之勢席捲了全球大學校園，台灣的大學更在這波潮流中像集體著魔似的，競相在累積所未世界大學排名的點數中，將大筆資源全數投入於追求SSCI的點數之中；而回首台灣幾所大學的歷史，這些大學的管理者們，更往往總是在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中，一貫地扮演著最保守反動的角色直到今日。

然而，比較日本的近代大學史，事實上除了大學中沒有軍人之外，校方保守反動的立場一貫，似乎與台灣沒有太大的差別，學生運動者們更往往必須在與警察乃至情治機關的鬥爭中犧牲。

因此京都大學的學風與精神樹立，從來不是來自大學統治者由上而下的計畫型塑工程乃至單方壟斷下的歷史詮釋，反而是百年來歷經數代的學生與校友，在不斷地朝著大學當局和國家權力奮力的批判、反抗中，用生命意志刻劃出這所大學的精神、並樹立的典範。而這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或許正是：「學生們，奮起吧！大學的歷史不該由大學當局來寫！」

故事並沒有完結，今天京大的學生們仍然持續地在各種校園與社會議題進行基進的反抗中，延續這所大學的傳統。所以你若有機會來京都走走，除了享受這千年古都典雅嫻靜的思古幽情之外，不妨也可以在春天盛開的櫻花樹下踏著烏龜石跨過鴨川，循著吉田神社參道兩側樹立、那些生猛激進的「打倒校長」、「粉碎資本主義」、「學生自治堡壘」字眼的手作看板，造訪這所以自由與反抗馳名、並對台灣歷史有著微妙影響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