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想想】打狗吹水:我的「小便斗」哀愁──江揆小便斗事件的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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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禮拜,報載閣揆對國父紀念館小便斗故障半年仍修不好一事震怒,引起媒體跟輿論一陣訕笑,批評江揆治國無方,只能管「廁所」大小事云云。當然,江宜樺的小便斗之怒,可能是對台灣公務員如「一日皮死麻木不仁,二日肉死針刺不痛」的效率感到震驚,抑或是對台灣科技水準竟連一個小便斗都修不好而詫異。不論江揆為何震怒,小便斗震怒事件傳出後,自戀的文化部長龍應台,為緩頰也說出:「小便斗是文明指標,確實該被注意」云云。

原以為龍部長終體會「文創」首先必須從在地生活的連結開始,方才口出「小便斗是文明指標」的智慧金言;詎料,好大喜功的龍部長轉個身之後,馬上邀集「金管會、文化部與銀行、壽險、證券、創投公會」舉辦論壇,宣稱發展文創必須是國家總動員。於是,「小便斗」只能一旁繼續舔舐自身的落寞,讓台灣眼花撩亂的文創產品盡是些那種去生活脈絡、生活中用不到的商品,或者那些以文創之名挖政府錢的垃圾,如大量拿政府文創補貼濫造的偶像劇。如同文化評論家艾爾摩沙,借用日本漫畫家石黒正数的名詞「渣渣圈」,以形容台灣此種文創設計賣給文創設計者的循環現象—一種只會在原地打轉的廢渣循環,形成台灣文創圈特有的「文青渣渣圈」(註一)。

為何「文創」,不能從跟生活息息相關的小便斗的改造開始呢?!

我的「小便斗」哀愁

過去幾年,常有機會在歐洲跟台灣之間來回穿梭。五年前,某次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回到台灣桃園機場的機場經驗,就在降落桃園機場尋找廁所以解膀胱燃眉之急時,突然一陣苦澀與恥感湧上心頭,隨即沖淡了時差的恍神狀態。

那時桃園機場醜陋就算了,跟阿姆斯特丹「死雞補」機場(Amsterdam Airport Schiphol)在外觀、功能和可親使用性上有著雲泥之別外,從荷蘭死雞補機場起飛、香港赤鱲角機場轉機,最後降落桃園國際機場,沿途機場廁所的小解過程,就像是一齣從先進國家漸往落後國家挺進的過程,宛如剝洋蔥一般,越往核心終點逼近,淚就更加止不住地噴濺而出哩。

旅程中,死雞補機場跟香港赤鱲角的廁所是最乾淨與整潔,雖說不上清新芬芳,但卻鮮少異味。雖然,死雞補跟赤鱲角機場廁所同稱乾淨,卻有個明顯的不同,可以區別出兩地社會的差別。首先,赤鱲角機場的廁所整潔度營造,主要得力於高度清潔人力的投入,廁所常配備有一位看顧清潔員,隨時可針對射不準或噴射距離過短男士的胡亂灑潑,進行事後處理。

由於香港是聯合國認定的貧富懸殊最為巨大的發達經濟體,當中清潔工更是香港社會所有工種中工資最為廉價的,若非2011年香港《最低工資條例》實施,香港清潔工的工資,將更形刻薄精瘦。因此,來自於高勞力密集投入所打造的香港機場廁所整潔度,可說是立基於廉價勞工的剝削所得。

至於荷蘭「死雞補」機場,雖清潔工作仍是由「邊際勞動力」(marginal labour force),如少數族裔或新移民為主要擔綱,但荷蘭工資與勞動保護相較昂貴與僵硬,因此沒有香港機場廁所清潔員隨處可見的現象。但有趣的是,荷蘭機場的男士廁所也稱得上乾淨,尤其那個比起台灣文創商品都高明且有創意的「小便斗」,便自動吸引男士目光與砲管的校準針對。

男士廁所的髒亂與異味,通常來自於「砲管」射程不足或方位調校失準,導致砲火四溢灑潑一地。為解此問題,香港採用高密度廉價勞力投入,荷蘭則是利用一種堪稱「文創」典範的「小便斗」,在小便斗的尿孔中間偏左之處,黏附著一隻活靈活現的蒼蠅,待吸引男士目光之際,便會下意識自動調校砲管射程與方位,以圖有效殲滅之。終於,前溲之砲火,鮮少外溢,而盡收便斗之內。

死雞補機場的小解心情,可在殲滅之樂中完結;迨至赤鱲角機場,則宛如在背後眼光窺伺下以俐落動作交差。但降落桃園機場直奔廁所之後,除了小便斗長得很傳統之外,眼前的標語:「左右兩邊站,對準再開火」、「來匆匆去沖沖,何妨暫且放輕鬆!掃射!亂射!不如瞄準再射!」經由那黏性不足而翹起的邊角和褪色的小紙張撲面而來,低下頭再望一望小便斗中那用紗網包裹著樟腦和不知名的除臭用品,雖未聞異味,但那種粗糙廉價的落後感隨即近身襲來,我知道,這就是台灣的味道。

圖說:。

經濟量疲時,生活質提升?

馬邦伯治下,台灣經濟大倒退,購買力連帶縮水崩壞,若要鼓勵購買文創商品或創意設計商品,勢必要讓文創商品跟生活上的使用跟功能進行連結。事實上,當日本1990年泡沫經濟爆破之後,日本經濟發展宛如負面教材,常被台灣政客與學者拿來作為提點。

直至2012年1月,愛爾蘭籍的前金融時報跟富比士雜誌的編輯愛蒙․芬格爾頓(Eamonn Fingleton)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日本失落的迷思」(The Myth of Japan’s Failure),並指出日本經濟失落的認知,跟日本社會普遍的物質和文化消費,如基礎建設、餐館品質、服飾穿著品質、人均壽命…生活品質面向上的印象,有著高度反差。雖然,後來諾貝爾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的部落格對此撰一短文,指出這位曾經成功預測日本經濟泡沫的記者芬格爾頓言過其實,但克魯曼卻也不否認,日本經濟的失落,其實並沒有外界描繪的那般誇張。

換言之,芬格爾頓提醒了一點,在經濟「量」的表現疲軟之時,以生活品質提升的「質」層面,是大有可為的。日本「經濟量」的失落之際,卻也是日本「生活品質」繼續提升的時候,如同日本小飯店,早已都配備「免治馬桶」。此些得以提升生活品質的生活必需品,其實都可以是「文創」,如同荷蘭小便斗一般,只消便斗那個附黏著蒼蠅的巧思,不僅激起男士殲敵之企圖,更可一舉降低砲火四溢之情形與慘況。

走筆至此

江揆的小便斗震怒事件,雖是國民黨政權公務員擺爛慣性下必然;但也讓筆者憶起那些在歐洲與台灣機場之間來去的時光中,那個親身經歷的機場「小便斗」的故事及其哀愁。

小便斗不只是文明指標,更是台灣「文創」起飛的指標—一種把文創商品跟生活品質與功能結合提升的生活產品,而不是那種「文青渣渣圈」中自我感覺良好,卻不具備任何實用意義的「品味」產品時,以創造出台灣文創商品的有效需求。同時,值此經濟「量」處於低盪徘徊時,亦可透由在文創產品帶出生活品質的提升,進行沈潛養深,以待風起之刻,再度從低谷起飛遨翔。

那天,江揆的小便斗之怒,我想起了台灣的小便斗哀愁啊?!

 

※ 註一:參見艾爾摩沙《台灣的渣渣圈》一文。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