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英國政治學哲學家洛克認為，擁有財產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之一。在他看來，財產是來自於勞動，只要人們願意辛苦改造自然界，就應享受其豐盛的果實。財產權並不是來自於文明或法律的賦與；事實上，正是因為人們察覺到財產權的保障無法只憑個人的力量，所以才同意讓渡出部分權利，以組成政府。因此，政府是立基於人民的同意，一旦執政者違背了這樣的原則，人民是有權可以推翻政府。作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洛克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原則，財產權帶來政治自由。
站在無產階級的角度，馬克思認為財產權只不過是虛幻的保障，形式的自由總是隱藏著實質的壓迫。你有權可以掌握財產，並不代表你一定會獲得財產。更何況，田園牧歌的幻想根本無法解釋財產的起源；在資本主義中，財產即是來自於對於他人勞動成果的侵佔，而且為了維持這一套不平等的經濟體制，警察、法院、監獄等鎮壓機構，才有了存在的目的。如此一來，馬克思得到了一個完全對立的結論：只有廢除財產權，我們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幾個世紀以來，這兩種原則在世界各地激發出各種革命與政治運動的風潮。國王要人民繳稅，卻不准他們發言或是選舉代言人，這樣的獨裁體制違背了洛克所揭示的財產權原則，導致了民主革命的浪潮。另一方面，資本家如何購買、指揮、佔有勞動力也曾經被視為是他們的財產權，外人無權干涉，其結果即是血汗工廠的殘酷剝削。後來當勞工運動興起，迫使政府採取各種社會立法與勞動保障的制度，限縮了財產權的範圍，勞工才獲得了局部的自由。
在晚近台灣的各種爭議中，我們也看到財產權與自由之不同形態的糾葛。在大埔事件中，苗栗縣政府不顧公益性與必要性，強制徵收私人財產，目的只是為了在開發之後充裕地方政府的收入。缺錢的政府不敢向有錢人徵稅，卻搞起所謂的土地財政，專門掠奪小老百姓的土地。看看悲情的大埔張藥房一家人，這不就證明了，沒有財產權的充份保障，政治自由是不可能實現的。
如果我們將視野從苗栗大埔移轉台北的帝寶，卻會得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景像。這幢全台灣最著名的豪宅，以前曾是來路不明的國民黨黨產；在轉賣漂白之後，住著一群彼此熟識的特權階級，靠著賣假天然香精麵包、黑心食用油、含有禁藥的保健食品，累積鉅富。也是由於各種財產權的保障，他們幾乎不用對於這些背德違法的行徑負起責任，一旦出了問題，就推給下屬承擔。
在當代的中國城市，出現了一波「業主」(即台灣的「房屋所有權人」)的維權行動，他們組織「業主委員會」(相當於台灣的「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採用從溫和請願、打官司，到激進的集會、圍堵等策略，以維護他們受損的權益。在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業主很少有意願彼此串連，就算他們發起了集體行動，也不太會有可能被視為具有顛覆性。然而，中國就是一個不正常的資本主義(官方的說法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經濟大幅向右轉的當下，政治與思想仍是在左的監控下，這使得原本應稀鬆平常的業主維權，卻帶有格外的政治意涵，提供了一個重新檢視財產與自由的社會實驗室。
中產階級的商品房之夢
從社會主義邁向資本主義，其中要解決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即是房屋的私有化，使得其使用者獲得財產權。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城市的房屋幾乎都是工作單位的公有宿舍，算是福利制度的一環，直接分配給員工使用。「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簡稱房改)在九○年代開始然普遍推廣，工作單位不再興建新的宿舍，而是以補貼的方式鼓勵員工購買房屋，或是將原先的宿舍以低廉價格轉售給原使用者。
因此，中國城市迅速出現了所謂的「商品房」，由開發商興建，在市場上公開販售。商品房的開發規模很大，通常稱為「新建小區」(小區)之中，分布於電梯華廈的住戶少則幾百戶，多則上萬戶，而往往還有各種花園、商店、幼稚園等設施。特別是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一線城市，到處都可以看新穎而美觀的商品房，大面積而迅速的開發，往往在幾年內就完全改造了當地的地景與天際線。
離開老舊的單位宿舍，搬進小區樓房也成為了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身份晉升之象徵。許多研究都指出，現今中產階級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不支持政治民主化的訴求。這結果絲毫不令人意外，他們經濟改革的獲利者。相對於一貧如洗被迫離鄉背井的農民工，他們享有城市的戶口與福利、薪水不斷提升的工作，自然沒有必要為了抽象的人權或自由理念，而去危及這些物質好處。住進小區，意味著工作與居住的分離，上級主管或幹部的權威就只存在於公司之內，不再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項安排。就像世界各地的白領工作者，中國的業主可能在上班時有滿肚子的冤氣；但是回到自己所購買的家，業主就是這個城堡的主人。家門一關，外頭世界的紛擾也就不再那麼令人心煩了。
擁有商品房看似帶來了自由的感覺，然而，萬一這個財產的物質基礎不穩固，輕則影響日常的生活品質，嚴重則是違害居民的生命安全，那麼業主會是如何回應？事實上，這一類的情事，在中國商品房的交易與管理是層出不窮的。地產建商往往是黨政關係良好的大公司，在交屋之後，業主經常面臨各種光怪陸續的現象，例如房屋實際面積縮水、該有的水電系統沒有安裝、承諾的建材用次級品取代、電梯等公用設施不安全等。不少建商不辦理過戶，而用繼續以明明應是屬於業主的房屋去辦理抵押貸款，許多說好的小區公共空間則被轉賣出去。
這些瑕疵或產權不清晰的問題，或許還可以忍受；但是物業管理公司(即台灣的「樓管」)所帶來的壓迫卻十分沈重的。許多建商都兼營物業，因此，房屋蓋好之後，就直接交給旗下的物業公司來管理。業主按月要繳交管理費，來因應各種管理的支出，就如同台灣一樣都是以面積來計價。就正常的民事關係來看，應是業主聘請物業公司來辦事，但是實際上，業主看不到物業公司的帳目，沒有太多人知道他們實際上做了什麼。物業人員理應是為業主服務，但是常常出現惡奴欺主的怪現象，如果業主敢公然質疑物業公司，他們的房屋會被破壞或收到恐嚇信件，還有不肖物業公司直接請黑道教訓不聽話的業主。
在正常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些看似瑣碎的民事糾紛應該有許多調解或法律解決的管道。但是在中國，業主控告建商或物業成功的機率太低，因為根本就沒有獨立而公正的司法體制。儘管國務院在2003年制訂了物業管理條例，其中提到業主「自治管理」的字眼，但是實際上，業主組織的活動仍要受到上級政府的「指導和監督」，要與物業公司平等協商，或是撤換物業公司是十分困難的。在這種所謂的「物業公司一元化體制」下，官方縱容了大資本欺壓小業主。
如此一來，每一個新建小區就是專制中國的縮影：按月繳交管理費的業主，就如同納稅的公民一樣，他們無法要向政權要求權利，而且更飽受政權代理人的日常凌虐。
（本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