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哲學星期五策劃人
2013.11.07是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百年誕辰。卡繆留給21世紀的兩個概念 ，— 「荒謬」(L’Absurde)與「反抗」(la Révolte)，至今依然有效。我們熟知的可能是卡繆筆下的《異鄉人》(L'étranger)，表現出對外在世界一切都無所謂的冷漠，這種孤獨沒有我們想像地那麼自我；他也可能是被荒謬與虛無的面紗壟罩下，所產生一種漠不關心的孤獨感，在無聊中蔓延開來。
卡繆《鼠疫》(La Peste) 的城市中，隱喻1940年代法國橫行的納粹。那個無法言說的焦慮，到處奔跑、在不注意隨時竄出的老鼠，還帶著一種致命的疾病，這一切足以讓人絕望。鼠疫代表不可言明的「惡」，或許更應該稱之為一種人性的「荒謬」。這個「鼠疫」象徵人性對外在之惡的無能為力。因為缺乏面對惡而產生的軟弱，儘管哀號，卻無力改變，進而對自身痛苦的處境視而不見，直至將這種軟弱視為正義，而與惡共謀，達到偽善的頂點。
在這個過程中，人漸漸地被荒謬所征服。荒謬變成一種生命無常、不可預測、充滿變數的人生智慧。只要人停留在這個看似清明的簡單道理，面對荒謬我們仍然無可奈何，依然在荒謬前屈膝，甚至是被我們所詮釋的荒謬所控制，像是掐著自己脖子喊救命的人，以更大的荒謬來贊成荒謬。
還有一個反抗的卡繆：不願意停留在荒謬的孤獨感當中；他將笛卡兒 (Réné Descartes)「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 ) 的表述，從個人認識的確定性出發，當被周遭虛無的空氣所孤立時，呼喚著自己當下行動的勇氣、推向集體性，而說出「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je me révolte donc NOUS sommes)！
卡繆改編自1905年真實故事的劇作：《正直的人》(Les Justes, 1949)，故事大概是這樣：社會革命黨打算用炸彈殺掉俄國沙皇的大公，時間到了，投擲炸彈的男主角卡利亞耶夫 (Yanek Kaliayev)，看到大公的小孩在旁邊，所以他並沒殺掉大公。第二次，卡利亞耶夫成功殺掉了大公，卻被逮捕入獄。大公夫人前去談條件，只要供出同夥，他就自由了。但是他並沒說出來；很快地，他就被公開絞刑。卡利亞耶夫的女友朵拉 (Dora) 認為她的男友很有勇氣，她決定下個攻擊，她去丟炸彈。在過程中有太多的意外，或許可以歸諸於當事人的軟弱，但是卻並非如此。
在《正直的人》(Les Justes)中，卡繆筆下的主人翁，第一次他不願傷害無辜而放棄謀殺；第二次，他寧願被處死，也仍堅持拒絕說出同黨之名。這指出他拒絕「不擇手段」，拒絕為了自我保存而接受「私利的誘惑」。這些拒絕，對抗著荒謬、反抗那些讓正直妥協的虛無力量。
反抗者珍惜那個真正存在的孤獨感，在孤獨的反思中，接受這個世界荒謬的必然性，同時冷笑著意識到自己單單重複地說「這個世界是荒謬」的荒謬及無聊時，才可能是從個人孤立性拉拔出來的契機，在面對自己的權利時，凝聚出對抗荒謬的力道。反抗不見得會成功，就像卡繆筆下的薛西佛斯永無止境地推動著大石頭，面對宿命的荒謬，需要快樂地保持自己的正直，並在一代代傳遞的「反抗」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