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台灣資深新聞工作者
台灣流行一種理所當然的推論：隨著中國經濟的高度發展，中國在全世界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而中共政權對內部的控制，理應也跟隨著國力的提高而提高。但若是仔檢視這次「公開審理」薄熙來的過程，以及當局的種種安排，卻會察覺恰恰相反：中共政權不管是自我改造的能力；控制、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能力，甚至是統治人民的自信心，比起文革結束時事實上是退步而不是進步。這是筆者認為台灣觀察中國總體發展趨時，應該破除的一個誤區。
想想台灣，我們應該從薄案裡得到什麼教訓？
「有人說薄熙來是大陸的馬英九，我們覺得，也許馬英九是台灣的薄熙來。」自從薄熙來垮台以來，吳伯雄說過的這句話就不時就被人拿出來嘲弄一番。但筆者再拿出這句話不是為嘲弄吳，而是提醒要「投資」中國官員，要先識得中國官場的水深。
薄熙來主政重慶的全盛時期，對媒體砸下重金，讓他們為薄熙來創造了所謂的「重慶模式」。更有一批學者為其發揚闡述。直到今天到Google上搜索，還能夠查到一位台灣極其著名的政治學家的文章，大讚重慶模式「貼近孫中山的理念」，是「未來中國的指導」。
在媒體造王，學者翼附的情況下，在零八、零九年之間，「重慶學」盛極一時。 在經濟上，在薄熙來一手打造筆記型電腦基地，吸引大批台商從工資高漲的沿海轉進重慶。 二零一零年六月，海基海協江陳會在重慶簽定了ECFA，薄熙來更藉著身為東道主的機會走上兩岸舞台，雖然一開口就把「江丙坤」叫成了「丙才」，但仍然不減他在台灣媒體上風采。相當一批傳媒高層和政經菁英深信，薄熙來在十八大更上一層樓幾成定局。
但後來的事實證明，當時的薄熙來的處境已經瀕臨「亢龍有悔」，薄熙來的親信王立軍以「打黑（道）」 為名行「黑打」之實，讓中國法學界及公共知識份子愈來愈不安且憤怒。用來掩飾「打黑」的「唱紅」更讓中共高層警覺薄熙來居心叵測。
隔年四月，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終於發出一封公開信「為了法治，為了我們心中那一份理想」。信裡直接批評重慶打黑的手罔顧法治，踐踏人權。從此，薄熙來同時成為中共當權派及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的敵人，垮台成為必然，王立軍出逃美國領事館只是導火線。
薄熙來主導的筆電園區也人走茶涼，根據媒體報導，多家台灣廠商進駐之後，才發現當地由於招商策略錯誤，供應鏈至今仍然有斷點，被形容為「沒有路燈的馬路」。
這一段眼見薄熙來「起高樓、宴賓客、樓塌了」的過程，提醒了台灣政府及企業，面對專制中國，不能忘記的是「分散風險」，務必要戒除的是「選邊押寶」。而接近政府運作的政治人物，更應該為自己，為國家做好對中國的研究功課。自己失言丟人事小；錯判中國形式，誤導台灣前途後果嚴重。喜好結交中國官員的國民黨及愈來愈多的民進黨政治人物們，務請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