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國族意識

台灣的政治光譜，從急獨到急統，以迆漸獨漸統、非獨非統都各有比例，但這兩三年來，原本台灣人口中的少數「急統派」，忽然蔚為部分紙媒中的主流，各種促統言論開門見山、不加遮攔傾巢而出。

怎麼了？我想問到底誰在急，急什麼，這背後牽涉了什麼利益？

不過，我並非要對此議題進行論述，很久以前，我就瞭解，意識型態是一種信仰，信者恆信。面對不同的意識型態，需要的是尊重，相互之間的尊重。我們都知道，一個民主社會要有多元的聲音，遺憾的是，在台灣的一些媒體中，已經不容許他們耳中的「雜音」存在。

在這裡，我要從自己的成長經驗出發，說一說，我的國族意識是如何產生，如何內化成為我的價值。

我出生在台北的台灣人家庭，父母是戰後從雲林移居台北的出外人，祖父母是佃農，辛苦勞作卻終年吃不飽、穿不暖。這大約是我父親怕極了農村生活，逃到台北討生活的主因。

父祖輩經過改朝換代，我第一次聽到二二八這三個字，是早在我約莫十二歲時，大概就是這一天接近時，家人閒聊，父親忽然冒出一句話：「政治的事，絕對毋倘摻。」然後父親說起二二八所聽聞之事。我父親是1932年生，二二八發生在1947年，那時他接近16歲，一個二崙鄉僻處的農村少年，到底知曉多少歷史真相，其實我想是相當有限，但依他的見解，此項悲劇在民間形成的恫嚇力是無庸置疑的。而父親把他的恐懼轉給我們。

或許是約略受到影響，從初懂人事到成年，我都有「去政治化」的傾向，即使後來做了主流媒體記者，身在政治組，我都害怕「政治」，那似乎是一種惘惘的威脅，會導致毀滅之路。我像個人格解離者，身在其中又抽身其中。

然而，政治無所不在，有世界、家國的政治，有人與人之間的小政治，政治即是權力、權力即是政治。

我像魚缸的魚，隔著變形的玻璃觀看我周遭的世界。我走向成人之際，正是台灣走向民主化之路的前後十年，因為工作角色，我成了廟堂鬥爭、街頭運動的旁觀者。一場又一場流血，甚至死人（詹益樺自焚時，我就在咫尺之處）的運動。在街頭運動中，最撼人之處，其實是眾多從各處而來的無名者，他們身份不明、地位不高，或許識見也不深。他們統稱「群眾」，早期被統治政權妖魔化。群眾有各自的身世背景，有各自的人生愛恨情仇，他們各自是人群中的小數點，但匯聚在一起，就成了大寫的反對勢力。

是屢屢在街頭相遇的這群人，讓我去想像這個島嶼的面目和命運，我深深感覺與他們參與歷史的同時性。對，我是個記者，我要站在天平的兩端，但，去他的假平衡吧！我為什麼不能產生洞悉事件本質的觀點。

做一個調查記者多年，我走入無名群體的個別世界，探觸到他們的生活痛處，而這群人的底部的根扎在這個島嶼上，他們的渴求與欲望與這片土地存在。

全球化的潮浪衝擊了台灣，中國崛起的經濟勢力成為巨大的拉力，許多台灣商人、企業奔赴大陸，就如三百年前，他們的先祖渡過黑水溝，來台灣找生路一般。

許多人以各種途徑開創自己的人生，不同世代，有人下南洋、有人去歐美，去了各處，或在各處落地生根，最後尋得自己的認同。

感謝國民黨的反共教育，它令我保留對中共政權的質疑與原始恐懼，我以在民主經驗成長的眼光檢視它，印證它的社會不是我所要的生活方式。我對它完全缺乏認同，它當然不是我的祖國，既非祖國，何來培養「祖國認同」？

我生長在從未平靜過的台灣社會，一個被稱為淺碟子的地方，但是在這裡，有我熟悉的領域，我的家人、朋友，我的生長與遷移記憶，我的挫敗與驕傲。

認同，原本就是抽象與情感性、主觀性的事務。我已經五十餘歲，我的根深深扎在此處，這裡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國。我們擁有土地、人民、文化、制度，有一個很爛，但每天上班的總統，台灣當然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很明顯，台灣正處在變局中，曾經是社會少數的急統派正在擴大他們的勢力，中國已走上檯面。朋友間對台灣的命運歸屬有一種憂傷的情緒。

但是，我覺得在此時，「台灣的主體性與國族意識」應該成為討論的命題。應然與實然之間是有鴻溝，然而仍然可以拉近。我不是運動者，也不是有影響力的人，可是我要站在自己的位置發聲，一生到底，我是台灣人。

想想論壇一歲了！
八月十日（六）下午，誠摯邀請您來與我們一同慶祝、交流。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05089979523110/
專欄作者讀者見面會｜張睿銓〈囡仔〉募資感恩之旅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