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反媒體壟斷，新聞工作者站出來

由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所發起的「你好大、我不怕，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在台灣爭取言論自由、新聞媒體專業自主的歷史上，將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過往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所有的權利都必須奮鬥爭取，具有公共知識份子自覺的新聞記者，面對政治力控制前腳才剛走，廣告業務取向、媒體集中化、置入性行銷的經濟力控制後腳又到，甚至政治與經濟不時聯手夾擊，讓新聞工作基本操守與核心價值面臨全面威脅與打擊的狀況，除了挺身而出捍衛專業，恐怕已別無選擇。

新聞自由在台灣只有很短暫的歷史。日治時期近代報業開始在台灣出現，以林獻堂、蔣渭水、林呈祿、羅萬車等台籍知識菁英為核心，旨在殖民統治下啟迪台灣民智，被譽為「台灣人唯一喉舌」的《台灣新民報》一系，始終必須與殖民統治者對輿論的控制周旋，終至被併入日本人控制的官報。

戰後台灣的報業一度百花齊放，但較有影響力的《民報》、《人民導報》等，卻如曇花一現，隨即在1947年的二二八風暴中滅頂，雖然新聞記者「以社會木鐸自居」(吳濁流語)的自我期許仍然存在，《自由中國》、《公論報》也試圖繼續在台灣社會中扮演諤諤之士，但在黨國威權輿論控制下，於1960前後開始的一波整肅中遭致囹圄之災、風雲流散。

一直到1988年政治解嚴、報禁解除之後，與社會民主化並駕齊驅的自由新聞媒體，才真正「堂堂溪水出前村」，開始站上民主政體中之「第四權」的位置。

但如同民主政治需要學習摸索，乍然到來的新聞自由，對新聞專業技能與專業倫理都是挑戰。大多數新聞記者對己身角色的認知，一時之間未必能從過去依附權勢的順勢操作者，轉變為理想中民主公民社會公共利益的守望者，在缺乏自由報業傳統的歷史環境下，過去對黨國意識形態的不拂逆與順從，不難轉移為對媒體老闆利益的效忠與服務---不論這個利益是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因為這樣的轉移，符合現實利益。

但新聞媒體老闆的利益經常不等於、甚至違背社會的公共利益，尤其是當老闆總是試圖透過新聞輿論營造，掩護挾帶己身利益時。曾幾何時，過去曾為台灣社會民主化立下不少汗馬功勞的新聞輿論部門，竟蒙上「社會亂源」惡名，部分有專業自覺的新聞工作者不能滿足於這種狀況，亟思改變。

1994年，因自立報系易主引發的「901為新聞自主而走」的記者大遊行，就是這種專業自覺的具體實踐，1995年並催生了兼具專業改革倡議與記者工會前身性質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但要建立起新聞自由、自主的專業傳統並非一蹴可幾，甚至頓挫不斷，時隔十八年，當年發起並參與901的一群朋友，許多依然不斷在各自的崗位上為新聞專業自主而努力，但媒體大環境卻嚴峻絲毫不減當年，甚至更加惡化。真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如今，旺旺中時為求擴大己身媒體集團版圖的中嘉有線電視系統購併案能夠通過，竟然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發動旗下所屬新聞媒體，炮製了反旺中購併案指標性領導人物，中研院學者黃國昌的「走路工事件」，把新聞媒體公器私用的問題一下子推到光譜上的極端，斯可忍、孰不可忍，只要是對新聞專業還有一點堅持的新聞人，都應該站出來表達自己的憤怒與譴責。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篇知名演講中，推崇優秀的新聞記者是「群眾政治家」的代表。他認為，新聞工作者和律師、藝術家一樣缺乏固定的社會分類，但優秀的記者所需要的才氣絕不下於學者，必須在遠為艱困的環境下，立即進行新聞報導的撰寫，文字必須通俗，而見解卻不能膚淺，其所能發揮的社會影響力與擔負的社會責任，往往比學者更大。

衡諸現況，要當得起這個能夠不拘泥於己身利益，形同社會中「有機知識份子」的評價，台灣的新聞專業群體還有一段路要走。有心於專業倫理與聲望之重建的專業新聞人，何不就從參與「你好大、我不怕，901反媒體壟斷」遊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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