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更加沉默 媒體工會更加式微

近月來，因為旺旺《中時》併購中嘉事件相關效應，引發新聞界在9月1日記者節發起大規模遊行。這是繼18年前，因《自立》經營權移轉之後，新聞界再次走上街頭，而且規模更甚18年前。

緊接著，香港《壹傳媒》集團在9月3日宣佈，正與第三方洽談台灣壹傳媒集團灣三家平面印刷之購買事宜。10月1日下午，壹電視宣布易主，由有線電視系統台三大霸主之一，年代電視董事長練台生接手。這兩起事件，再度引起媒體內部員工權益與專業自主權的探討。

2011年11月，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曾發表「媒體改革，漫漫長路--紀錄與反思」(1999-2009)一書，書中收錄我寫的一篇文章：「沉默的新聞記者、式微的媒體工會」。歷經兩年，這個問題仍然適用於當前的台灣新聞界，以此基礎，再度探討這個問題。

如果說，這十年來，我對媒體發展最大的感想，毫無疑問，我的想法是：媒體工會式微，而媒體工會式微的最大原因，則來自於新聞記者的沉默。

很多人也許會說，媒體工會的式微，主要來自於新聞媒體業的沒落，這當然有某種程度的根據，因為「生存」才是人類最大的動力，何況是新聞記者。

但對以新聞專業作為追求目標的所謂「第四權」，權力本就不是天上掉下來；解嚴前後，從《中時》工會、《聯合報》工會、《自立》工會等相繼成立，以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的組成，都是如此。二十年前的往事，可以明顯發現，這是在當年平面媒體蓬勃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所醞釀出來的效應。

早年，在黨國體制的控制下，執政當局對於報紙從業人員的管制，未如廣電媒體嚴峻，平面媒體工作的新聞記者，其自主性與民主思維，本來就較廣電媒體工作的從業人員強烈；弔詭的是，當媒體開放之後，特別是電子媒體管制解禁後，新的情勢並未改變這樣的氛圍，平面報紙更因為發行與廣告的消退，反而更屈服於經濟力的制約。

媒體開放之後，新聞記者的公信力與影響力，並未相對提升，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是政治的因素，自1996年台灣第一屆民選總統選舉開始，因為政治立場鮮明，評論角度各取所需，立場也越趨鮮明；

第二則是經濟因素，由於電子媒體與網路興起，原來媒體發展主流—報業受到很大的衝擊，但電子媒體之間的競爭則更激烈，「置入性行銷」成為媒體廣告重要的來源，新聞置入不但嚴重衝擊到新聞專業倫理，更讓記者與媒體的公信力與影響力，受到強烈質疑。

由於公信力下降，新聞記者從文化從業人員，蛻變為經濟作業員，新聞專業的成就感也更降低，使命感被媒體內部的經濟文化凍結。

即使最不受所謂「置入性行銷」影響的港資媒體《蘋果日報》，其媒體的獨立性雖較國內媒體自由，但因為其媒體的商業性特質，事實上也只是一個框架內的自由。所謂「框架的自由」與台灣公投法被稱為所謂「鳥籠公投」一樣，記者能夠發揮的自由，只能在報館所內化的商業價值觀報導，超出報館的商業價值範圍，記者所能發揮的空間十分有限。

以煽、色、腥來定位《壹傳媒》集團(或《蘋果日報》)式的新聞自由，不是十分公平，但稱為「鳥籠式新聞自由」並不為過，《蘋果日報》內部，除非是做為報館形象與招牌，像司馬文武等資深或知名新聞前輩的專欄，記者個人，很難擁有個人的獨立思考與新聞自由的空間。

不管深受置入行銷影響的台灣傳統媒體，或者是港資的「鳥籠媒體」，在這樣新聞環境下，苦悶的記者愈加「獨善其身」，媒體整體的勞工意識，則越來越薄弱，這個現象從《中國時報》工會的突然解散，以及《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發展的停滯，可以看出端倪。

《中國時報》工會一直是台灣媒體內最強的工會之一，2005年7月17日，工會因為工作權之爭進行罷工投票，以五票之差功敗垂成之前，中時工會曾特別開放了一個門，歡迎所有的《中國時報》同仁加入工會，尤其是所謂「白領階級」的記者與編輯。

但工會幹部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跑遍所有中時報系的白領單位，甚至到中南部，與地方記者接觸。令人失望的是，最後決定加入工會的55位新會員中，54位是印刷場的藍領工人，只有一位白領記者（而且因為工會要求入會必須簽一張五萬元的本票，做為罷工基金，該位記者的入會手續，最後並未完成）；中時工會解散之後，其他媒體工會組織也隨著報紙陸續關門，越來越少，而且幾乎都是聊備一格。

「白領」記者自己不重視勞動權的團結，為爭取工作權保障以及專業自主的重要方式之一，也可由基層記者所組成的《台灣記協》發展停頓，多少反應出白領與藍領新聞從業人員心態的差異性。

2004年，台灣記協聲援遭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假扣押《工商時報》記者曠文琪財產三千萬元的事件，雖然獲得新聞實務界與新聞學界熱烈反應與支持，但事件之後，新聞界，亦僅況文琪一人加入記協，這與中時工會解散前夕，面臨白領記者的冷漠與挫折十分相似。

台灣在解嚴與報禁開放的過程，白領記者雖扮演一定程度的貢獻，但白領記者的勞工意識薄弱，卻是不爭的事實；「沉默的新聞記者、式微的媒體工會」是十幾年來，新聞媒體發展的主要現象之一。

新聞記者的沉默，一方面與報禁期間，黨國體制長期的言論制約有關，雖然媒體的新聞自由已然解放，但實際解放的，只是媒體的外部新聞自由，媒體內部的新聞自由，仍然牢牢地掌握在資方老闆的手裡。

外部層面，媒體競爭激烈，資方藉由經濟力的控制，記者實際上無法與資方或管理階層對抗，其中又以電子媒體為甚。有為數不少的新進記者，在心態上，仍以守住一份安穩職業或薪水為主要考量；其次，在解嚴之後，大學傳播科系的新聞教育，仍然較注重新聞採訪實務或技術性的操作，有關新聞專業自主與媒體的工會教育，似乎尚未完全跳出戒嚴時期黨國體制所形成的思想禁錮。

雖然，媒體的工作權與新聞專業自主，仍有《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與《大傳聯》等具有工會組織與團體的支持與奧援，惟因與基層記者彼此之間的聯繫與信任仍存在諸多問題，所以並無法凝聚基層力量，來對抗強勢的資方與高層管理階層的壓榨；此外，新聞專業組織或工會的努力不足，當然也是重要原因，但台灣的工會法一直延續中國大陸時期的法令，近期雖有部分修正，但仍無法適應媒體的快速變遷，工會力量的式微勢所必然。

環顧十餘年來的媒體開放，台灣言論市場的膨脹發展有目共睹，但是整體的新聞專業反而愈加倒退，盡管國際有關台灣新聞自由排名，名列亞洲前茅，甚至與世界其他先進國家相比都毫不遜色，但是新聞媒體的影響力與公信力不斷下降，新聞記者的苦悶程度與日俱增，無疑是一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