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殺案、高材生、教育部長

9月22日，台北市南京東路的巷弄裡發生了一件殺人案，29歲男子張彥文因情關難過，當街持刀殺害了與他交往的一名22歲女性。一般來說，「情、財、仇」原本就是殺人案件的主要緣由，這起情殺案當然令人遺憾與憤慨，但也不能說完全令人意外。像嘉義今年8月也有一起20歲大學生懷疑高職女友劈腿，在口角後掐死對方的命案，很快就消失（甚至根本不曾出現）在眾人記憶裡。

話雖如此，這起殺人案還是引起台灣社會與媒體的高度關注，連日佔據顯著新聞版面。因為張嫌擁有高學歷（台大碩士）與好工作（任職於知名會計師事務所），而其殘酷手段（砍殺死者頸部23刀）與詭異行徑（當街脫下被害者衣物並親吻其下體），還有據報他事後以刀背「自殘」的作法（怕死？怕痛？出於減刑算計？），都不斷挑動媒體的獵食神經與閱聽者的高漲情緒。

張嫌犯案手段的殘暴詭異，一定程度滿足了部分閱聽人的窺探與獵奇心理。有不少意見認為無需就此詳加描述，否則恐引發不當模仿、社會不安、也讓死者的人格尊嚴二度受害。而張嫌頗為優異的學經歷，則讓這起新聞的標題往往強調「台大高材生殺人」，也有不少評論認為此舉不當，相關精彩立論甚多，本文不再贅述。不過我國教育部長吳思華24日在國會裡的相關答詢，倒是值得再思考一番。

據媒體報導，立委何欣純質詢吳思華時表示，砍殺女友的嫌犯堪稱人生勝利組，「他算不算好學生？」人格與行為的培育、養成，必須從在學時就要注意，現在鬧出高材生當街殺人，「到底教育部能做什麼」？他甚至認為從鄭捷事件到張彥文事件，凸顯高等教育完全「破功」。

若以殺人犯的存在（鄭捷是大學生，張彥文則是畢業多年的碩士生，兩人都是高等教育的受教者），來論證教育甚或高等教育的「完全失敗（或說完全破功）」。那麼筆者現在就可以斷言，台灣的教育永遠不會有成功的一天。罪犯受教育的程度與品質，固然可以看做是犯罪原因的一環，但將犯罪完全歸諸教育失敗，並據此質問教育部長能做什麼，實在叫人匪夷所思。

因為教育機構在這種觀點之下意味著是一間間工廠，學生或畢業生則被看作是這些工廠的產品，因此產品若有瑕疵（學生或畢業生犯罪）必定是品管不力。也就是說，只要把教育的品管做好，產品絕對不可能會有瑕疵（學生或畢業生絕對不可能犯罪）。是邪？非邪？

面對如此的問政，我們的教育部長是這樣回答的：「張彥文不是好學生，也不是教育要培育的人才。」也就是說，在國會殿堂上，教育部長竟正色與國會議員討論起一個29歲、工作多年的殺人犯是不是「好學生」，是不是「教育要培育的人才」。教育部長的發言，除了一定程度呼應立委的「教育品管」思維，更隱含著對「台大高材生殺人」新聞標題正當性的否定。不過其原因不在於不適當的標籤化與去脈絡化，而在於張嫌根本不是所謂「好學生」（「台大高材生」當然是符合台灣社會想像的好學生）。

筆者想問的是，張嫌都畢業幾年了？討論他是不是「好學生」的意義在哪裡？犯案就不是「好學生」，反過來說，是否隱含著「好學生」就不會犯案的思維？誰說一個受到良好教育的「好學生」就不會犯錯、不會犯案、不會殺人？我們的高中與大學給了學生甚麼樣的教育，與接受這些教育的學生「不會犯案」的結果，兩者的關聯性何在？吳思華部長一席「殺人犯當然不是個好學生」的發言，我聽到的是對教育過程中因果關係的錯置與輕忽、對不合品管畢業生的排除與否定。部長當然想藉著這起命案凸顯教育之本旨，但其背後卻是一片虛無。

吳思華部長也以張嫌之例說明獨重智育可能產生的問題，表示「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的調整，也是追求五育均衡，不能只是智育掛帥。」其實也不必去扯德智體群美的虛幻五育均衡（捫心自問就好，哪個做得到？）就光談德育好了。現行課程的德育比例有多少？德育又該怎麼教才會有效果？筆者的意思是，德育不能只是打打操行成績（當然，該不該有操行「成績」？操行成績又該怎麼計算，又是一個超級難題。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通常功課好的孩子，操行成績也好？文靜不鬧事等於操行好嗎？），一個品德不好的孩子，要怎麼樣才能把他「教好」？（而不只是記過開除）誰會？面對教學進度與升學壓力疲於奔命的老師家長學生們，真的還有時間心力處理好這一塊嗎？

教育部長稱「十二年國教入學制度調整，就是追求五育均衡」，五育和五育均衡的真正意義在哪裡？德育為何與群育分開？在邏輯上能夠想像一個品德優秀，但極度不合群的孩子嗎？「五育均衡」與「其中幾育表現優異」這兩種情況，在入學選才的設計上，為什麼要讓五育均衡的孩子擁有比較好的入學機會？（普通中學強調智育、美術學校強調美育，到底有什麼問題，為什麼要裝模作樣搞得大家那麼累？）

此外，教育現場真的提供了五育的教育嗎？哪一個高三生的美術課沒有被借去考試、或者拿來「休養生息」過？班級導師與一般家長什麼重視過孩子的體育、音樂與美術成績？一個智育獨強的孩子（這可多了）跟一個五育均衡中等的孩子（不要說「五育均強」，「五育均中」的孩子可能打著燈籠也找不到幾個），一般的大學或高中選誰？或者說，一個智育獨強的孩子，跟一個體育或德育獨強的孩子，學校選誰？

話再說回來，這些事跟張嫌的殺人案，真的有關係嗎？就算有關係，在辭藻文章與漂亮話之外，那些真正值得我們思考、實踐與改革的，我們真正去面對過了嗎？

面對這樣的情殺悲劇，在國會殿堂之上，由不適當的人在不適當的位置說了不適當的空話，只不過讓整起事件增添了更為深層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