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重新補課(上)

我一直相信，怎麼思考過去與現狀，也就決定了我們要一個甚麼樣的未來。

種菜瓜當然生菜瓜

2005年，扁政府通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即是想透由仿效「美國的聯邦通信委員會」此一獨立機關的設立，進行台灣崩壞的媒體產業與市場的再造功課。原本，期待NCC的專家與專業組成，透由獨立監察作業，不僅可免除過往政府可經由新聞局對媒體進行介入之弊，同時更期待由專家組成的NCC，可由委員們的專業監管，引領台灣媒體內容的品質提升，以及建構一套良效與優質的媒體市場競爭秩序。

俗語說：「人那衰，種瓠仔生菜瓜」；但從邇近的台灣媒體生態看來，台灣似乎很衰地落入到「種瓠仔生菜瓜」的窘境之中。但台灣媒體生態的無止盡沈淪，與媒體品質的劣化循環，真的是我們衰到「種瓠仔生菜瓜」所致嗎？我們能確定當年我們替崩壞媒體產業的再造所種下的是「瓠仔」的種子，而不是「菜瓜」的種苗嗎？？

事實上，作為政府再造與媒體治理的一個環節，NCC想法的出台與設立本身，即是一種把「菜瓜種子」誤以為「瓠仔苗」的錯認，因此台灣媒體的無止盡墮落，不過是「種菜瓜得菜瓜」之必然罷了。讓我們重新回到原點省視跟補課，尋訪從這看不見沈淪終點的台灣媒體環境中，逃逸的可能性吧？！

以媒體市場自由化為表現的民主轉型？

1979年英國柴契爾與1980年美國雷根聯袂展開新一輪的「反革命」(counter revolution)，對前一時期由凱因斯經濟模式撐起的「大政府」主導式發展進行反撲，此後一種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想法，開始成為各種政策設計的主導意識型態。換言之，「市場」力量開始大規模入侵到原本屬於「政府」管轄的領地之中，於是，產業私有化(台灣稱之為民營化)外加市場自由化競爭，則似乎成了經濟效率的保證。

回到1970年代的台灣，值此國民黨政權外交的一連串挫敗，導致其對台灣社會統治正當性的鬆動，再加上中共改革開放、前共產集團行將瓦解之前夕，於是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自由化風潮吹拂之下，終於引來1980年代台灣社會面臨的雙重自由化轉型—政治自由化與經濟自由化。因此，1980年代的政治鬆綁和政治自由化表現在選舉日漸的活潑與激烈化，至於經濟自由化則在美國不公平貿易施壓下，開始進行台灣市場的對外開放，以及政府對經濟和產業控管的鬆綁。

弔詭的是，原本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勢必帶給某些群體因為經濟自由化而導致利益受損；於是，利益受損的群體，理論上必會隨著鬆動的政治威權而提升抗議的程度，反過來減緩經濟自由化的步伐。的確，台灣國營事業，中油、台電跟中華電信、甚至中鋼或中船，其實後來在工會壓力之下，以及其它考量下沒有走上徹底的民營化，即是最佳案例。

然而，台灣特殊的歷史與政經發展脈絡，讓政經同步自由化的現象，在總體上並非全然對立，而是有著高度分進合擊的默契，並獲得各政治勢力與社會力量的肯認同意。舉例而言，台灣政治反對勢力認為經濟自由化或市場化，不僅有助於削弱國民黨透由種種經濟特許所建立的統治與經濟基礎，更可透由引進市場力量帶進新政商關係的重組，讓反對勢力也在新政商關係重組中分潤。

再加上，過往台灣產業結構中，不受政府保護但卻活力旺盛的中小企業，不僅是台灣經濟活力源泉，更是基層人民「黑手變頭家」的階級翻身路徑與舞台，去除政府的市場干預，意味著去除國民黨在經濟產業領域中的控管，當然也很容易獲得社會接受。不論原因為何，政經雙重自由化在台灣的行進，不僅沒有如理論上所預期的會產生相互抵銷的效果，竟還宛如「全民共識」，得到各界認同。

在此背景脈絡之下，台灣媒體產業就踏上了1990年代的「媒體自由化」的大開放年代，並迎來看似眾聲喧嘩的多元年代，使得台灣的全天候新聞頻道和SNG車的密度，幾乎睥睨全球。至於，過去為威權喉舌的新聞媒體人，便趁機在這新聞媒體大開放年代中先馳得點，轉身成為多元開放時代下的新興媒體人。

例如，1986年年底，華視記者李豔秋獲得文工會主任宋楚瑜頒獎，理由是李豔秋在1986年11月30號，群眾至桃園機場迎接企圖闖關回台的許信良，結果李豔秋在新聞報導中表現突出，抨擊接機群眾為「暴力、偏激份子」，是「每人兩百元」代價請去的云云。對照起旺中案中對黃國昌教授的「走路工」栽贓手法，如出一轍。歷史如果是人，那麼它必然有著一張嘲諷的臉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