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一次，大家共同在這裡悼念二二八事件，這個台灣歷史上最大的傷痕，這個台灣人民不能忘記的傷痕。我在很多年前，在「台灣文藝」雜誌上，讀到一段描寫二二八事件的文字，裡面有一句話寫到：「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

這句話，雖然現在大家常聽到，但是對很多人來講，當初這句話給大家的感受一定都很深。因為，在那個台灣剛要民主化的時代，二二八這個發生幾十年來，大家不能講的事件，才開始有人說出歷史的真相。因為許多前輩長久的努力，讓過去不能講、不能寫的事情，可以公開討論和記錄，這段歷史才能夠被大家看到，甚至，政府必須要對過去造成的傷害和錯誤，向無辜的受難者和家屬道歉和賠償。

這個追求真相和公道的艱苦過程，就是我們共同的歷史經驗，也是台灣民主化的過程。

台灣近年來所有的主權、民主與經濟危機，幾乎皆來自於一個共同的核心因素，這個被學者稱之為「中國因素」的作用，若將視野提昇到全球層次，則可發現中國的全面性布局正在全球任何一個區域與國家上演著。

二二八共生音樂節自2013年舉辦迄今，已逐漸由原本短暫週期的紀念活動發展成全面的、長期的、例行性的組織工作，這不僅是跨世代的合作成果，更可以見到新一代的創意與活力。雖然「共生」以音樂節為名，但是早在半年前便開始在各大學舉辦228事件相關電影放映會曁映後座談、歷史地景導覽、考前猜題放送與快閃宣傳活動；活動當天現場更有完整的靜態展覽、真人圖書館，以及全台社運議題、團體的聯合展覽。換言之，共生音樂節不僅紀念過去的歷史，更持續關注台灣社會當前的現實處境，希望可以招喚台灣青年的認同與行動。

「共生」是理解與認同的前提

去年十二月五日，是德國近代史上重要的一天。政治主張和核心幹部皆與東德共黨一脈相承的左翼黨（Die Linke），在東部圖林根邦（Thueringen）的大選獲得高票，首度拿下地方政府的邦總理大位，自共黨垮台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再度握有政治實權。

柏林圍牆倒下後，東德共黨歷經多次改頭換面，目前已轉型成擁有相當民意基礎的民主政黨。東德民主化的經驗顯示，及早卸下歷史遺留的黨產包袱，以負責任的態度面對獨裁統治的黑暗面，是昔日的威權政黨是否能繼續在政壇立足的關鍵。

反對黨過半立法討黨產

柏林圍牆一倒下，全名為德國統一社會黨（SED）的東德共黨大勢已去，被迫開放黨禁和舉行大選。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也就是東西德統一前半年，東德舉行戰後第一次自由大選。共黨雖然公開宣示不再獨尊馬列主義，改以民主社會主義黨（PDS）的名義參選，卻僅獲得不到兩成的選票，威權統治四十年來，首次淪為在野黨，其它過半席次全被民主運動人士拿下。

民運人士早在圍牆倒塌之後的幾個禮拜，就發現共黨高層偷偷脫產，因此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西德政府協助下，立法成立委員會，清查共黨於黨國體制下經年累積的龐大資產，這即是兩德統一後著名的「東德政黨與群眾組織財產獨立調查委員會」（下文簡稱獨立委員會）的前身。

《天馬茶房》是1999年的電影作品，是一部以日治時期尾端，至228事件數年間作背景的愛情故事。在《天馬茶房》之前，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電影，就是大導演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了。跟《悲情城市》以隱喻帶出二二八事件的手法不同（甚至連主角梁朝偉都是啞巴），《天馬茶房》從片名（天馬茶房是二二八事件的原爆點，不過位於北市大同區的原址已於2005年拆除）開始，便直接告訴觀眾，這是一部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電影。無論從歷史、從藝術角度，探討《悲情城市》的文章不勝枚舉，筆者就不在此獻醜。在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筆者想簡單介紹《天馬茶房》這部電影。

當今台灣社會在政治上極少有共識。或許最接近共識的，是主張「台灣的前途由這塊土地上的人民自己決定」；至少在表面上，只有極少數的人公開反對這點。然而，對部分人士來說，現在出現了一個「危機」。

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台灣民眾的台灣／中國認同在近二十幾年出現了極大的變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包括「中國人」與「都是」）的比例從1992年的接近六成，掉到只剩下約1/3；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不包括「都是」）的比例則從不到兩成攀升至超過六成。如果真的讓這塊土地上的民人做決定，台灣只會離「祖國」愈來愈遠。

蛋包飯是常見的日本料理，飯匙豪邁地在金黃柔軟如地毯般的蛋包畫下切口，撥開後冒出的熱氣和著蕃茄醬的香味，粉紅色的米粒探出頭來，端上桌就是一場視覺味覺的饗宴。不過，你有聽過專業化到近乎潔癖的日本，有所謂的「蛋包飯檢定考」（オムライス検定）嗎？

位於日本名古屋的某家食品製造公司，為了提高社員對食品與產品的關心程度，於2010年導入「蛋包飯檢定考」。會選擇蛋包飯為主題，是因為該公司主要產品之一為番茄醬，而要發揮出番茄醬優點的經典料理，莫過於蛋包飯，目前檢定考分為較簡單的三級，與難度提高的二級，三級的考試項目包括與番茄醬和蛋包飯有關的知識以及實際製作蛋包飯，二級則加上提出與蛋包飯相關的專題報告。

我根本不知道二二八是什麼。

那時候，約莫是大二的學生吧，為了一個環島的計畫，我決定要鍛鍊起自己的體能與心肺功能，跑步、騎單車、游泳。因為學校位於公館，為了選擇一個地緣鄰近的單車路線，我在網路上搜尋地圖，最後挑了臺北市河濱的自行車道，沿著河岸，開始了一連串的自行車鍛鍊。

每次踩踏著腳踏板，也不免感覺無聊，所以我便開始觀察起附近，有一座臨河的公園引起了我的注意。許多年輕人在公園內溜滑板、大聲聊天，也有不少的家庭與小朋友在公園裡野餐談笑。我從不知有這一座公園。停下單車，我在公園裡散步稍作休息，步道邊立了牌子：「馬場町紀念公園」，牌子旁還有告示牌，寫著馬場町是戒嚴時期，專門處決數千人政治犯的槍決場地。

幾位父親文友每年舊曆年年初一的聚會，今年擴大舉辦，因為多了幾位新面孔。包括靜宜大學彭瑞金教授長年留學日本、英國的女兒，帶著洋夫婿及不滿足歲的女兒首度來拜年；台大邱榮舉教授也是第一次參加；東華大學魏貽君、楊翠教授夫婦不但照舊帶著魏揚來，還帶來了漂亮的女兒魏微。至於年年遲到的家族老友Lynn Miles（梅心怡），依舊快散席時趕到。

梅心怡今年身體、心情都欠佳。先是因罹癌，不得不向任教的輔大請假，住院療養；養病期間，又因太陽花學運的323占行政院案被起訴。今天看到他來，大家都很驚喜。他穿著比往年正式，看起來虛弱、蒼白。他入席坐定，正好坐在魏揚對面，先是怔了一下，接著手指著魏揚說「起訴囉」。沒錯，兩人同案，同遭追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