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世越號船難發生至今已過300日，痛失親人的罹難者家屬們，內心的苦楚與悲憤卻無法平息。這段日子，他們放下工作，走上街頭，一次又一次的示威，要求釐清船難的詳細過程與責任歸屬，

船難後，韓國民眾與各團體開始繫上黃絲帶表哀悼，朝野政治人物紛紛趕赴罹難或失蹤者家屬聚集處，美其名為「慰問」、「關懷」，朴槿惠總統公開流淚道歉表示「請將責任算在我身上」。瞬時，大家似乎都想跟船難沾上邊，顯現自己有能力、或有那份心意為罹難者幫忙。

去年下半年，家屬們為制定《世越號特別法》而奔走，要求政府對《特別法》賦予搜查權與起訴權。他們前往國會與總統府青瓦台附近靜坐抗議，也嘗試與朝野兩黨協商。

但執政的新世界黨以「違憲」之由反對；在野的新政治民主聯盟（新政聯），貌似站在遺族立場發聲，實際上卻為獲得日後與新世界黨的談判籌碼，而私自與其達成協議，排除《特別法》的強制性，讓罹難者家屬深感受背叛，遂繞過新政聯，獨自與執政黨展開交涉。

最後，儘管新世界黨堅持不賦予搜查權與起訴權，但對船難特別調查委員會（真調會）的人事組成「只要有家屬反對者，得排除在外」，也接納讓家屬推薦的代表擔任真調會委員長，終於勉強做出小小讓步，家屬團體最終也表示同意，並撤離青瓦台抗爭現場。

國民黨立委提出憲改要恢復閣揆同意權的主張，民進黨立委馬上還以顏色，主張總統解散國會的權力要由被動修改為主動做為因應。

民進黨這樣主張有其脈絡，那就是行政權和立法權間取得權力平衡，才能有效互相制衡的考量。目的很正大，但是策略恐怕得考慮一下。如果要在行政權和立法權間取得權力平衡的話，相應於恢復閣揆同意權，恐怕是增加發動信任投票權來得比把解散權改為主動來得好。理由好幾個：

一、當前社會普遍認為總統有權無責，總統權力必須要受到節制，在這樣的氣氛下，把總統解散國會權力由被動改為主動的憲改案，公投要過關恐怕難之又難。

身為浸淫日本ACG文化多年的阿宅，幾乎每一年都會看到差不多的新聞。而這類的新聞，則多半跟御宅文化與一般大眾文化的文化差異性有所關聯。須知，後現代社會中是多元文化並存的，尤其是台灣這樣獨特的移民社會，位居東亞特殊的地理位置上，更是深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吸收許多週邊國家的文化，因此形成台灣內部社會獨特的多元文化景貌。

社會文化一直以來就有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區別，知名史學家Peter. Burke就提出大傳統與小傳統的論述來解釋，上層階級的精英文化是如何與俗民的大眾文化產生互動。然而，在新的傳播媒介諸如漫畫、動畫、社群網路等等興起之後，大眾文化之中又可以分出專屬於青少年的次文化，這又迥異於大眾文化，有著自己獨特的產業鏈與生命力。

「……此集會(紅衫軍)雖屬未經許可，且或有造成其他民眾之些許不便利，但其等訴求在當時確實引起許多民眾迴響，且警方已能充分掌控此等情況，並未造成維持秩序之虞慮，又無任何明顯且立即之危險發生，可見此等不便利，仍在民主社會人民所得以忍受之範圍，如前所述，國家自應予以尊重，給予其等表達意見之自由空間。」

──以上節錄自台灣台北地方法院九十六年矚易字第一號刑事判決（法官許泰誠、 陳君鳳、郭顏毓），有關紅衫軍集會遊行被判無罪的理由

中國方面於2015年1月12日上午由其民航部門於航空固定通信網（AFTN）發布飛航公告（NOTAM），擬於台灣海峽劃設南北向一條新航路（編號M503）與東西向三條新航路（編號W121、W122及W123）並預計於3月5日生效。消息傳出，除引起國內一片批判外，新航路劃設的本身與後續影響也突顯出馬政府執政以來兩岸政策的老病癥。

2016年的總統與立委選舉究竟應該合併還是分開舉行確實是該嚴肅討論的問題，中選會主張合併舉行將可節省選務經費約五億元，節省公帑大家都很樂意，但若以國家預算整體支出來講卻未必能省這麼多。

以最近兩次的立委為例，2008年第七屆選舉投票率僅58.72%，到2012年第八屆與總統合併舉行時就上升至74.72%，整整多了16%，國家因此必須多支出候選人及政黨的補助經費，與選務經費的減少兩相抵銷後，合併選舉的效益絕不如中選會所言。站在便利民眾參與政治的角度來說，也不能說這樣不對，但只從經費的角度支持合併選舉，就會產生反對者的疑慮，也就是空窗期過長──即將卸任與上任之政權交接──的問題，這部分要解決就必須依靠相關的法律規範來將衝擊降到最低。

撲馬律師日前於於本論壇發表〈法院到底是不是國民黨開的？〉，該文從法實政研究立論，內容精闢。惟歷史面向考察，稍嫌欠缺。法院到底是不是國民黨開的？本文藉此契機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