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麼是「中國」？「一中」應該如何表？幾十年前取了日本名字的台灣人是不是「皇民走狗」？主張台獨是不是「腦袋壞掉！竟然不知道戰爭的可怕」？堅持台獨的人是不是應該「有種不要用新台幣」？想要台灣被統一的人是不是應該「滾回中國去」？

要釐清這些問題，我們總得要回歸定義、參考歷史，從釐清「國家」的定義與意義。

獨立與戰爭

「世界遺產」這項金字招牌，可說是各國觀光產業的票房保證，前陣子台灣有「南機場應列世界遺產」的聲音出現，想要名揚國際的希冀，當然存在於每個國民的心中，不過光是喊喊口號、造造聲勢可不行，申遺不是「對自豪的觀光地錦上添花」這種單純的動作而已，天時、地利、人和，還有口袋深不深都是重點。且讓我就自己的認知，淺談一下日本經驗。

日本目前有19項世界遺產，今年7月初，以「明治時代日本的產業革命遺產」的名義，將橫跨8縣23地、包含最著名的軍艦島等文化物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此次申遺有更複雜的因素，因為它帶有強徵韓工的「殖民」爭議，申遺時的兩國角力，最後以日本妥協加上聲明才申遺成功，期間包含著外交斡旋的進退得失，本文暫且不談。

根據觀光局統計，最近五年間，來台旅客由2010年556萬人次，到2014年創歷史新高的991萬人次，成長了將近一倍，而與2004年前約295萬人次相比，更是成長了3倍。這五年來，外籍旅客平均成長率為11%，港澳旅客平均成長14%，而中國籍旅客平均成長竟高達35%之多，所以如果要說，台灣近年的觀光大幅成長，是由中國籍旅客貢獻的，其實也不算太誇張。

台灣2011年以來的實質經濟成長平均約3%，同期的國際觀光收入成長了12%，但是所謂的「國際」觀光收入成長，主要根本是依賴大量引進中國觀光客硬撐出來的，這種自己膨風的「佳績」，是馬政府掩飾經濟規劃失調與發展不力，台灣產業轉型一事無成的最佳化粧師，勉強看似蓬勃發展，事實上卻是假象。台灣逐漸出現工商景氣低落，實質薪資倒退到16年前水準、生活空間與環境惡化、房地產價格哄抬、物價生活指數飆高、產業轉型困難⋯⋯等等問題，更別提，從此這個國家都陷入了經濟與產業活動，過度依賴單一鄰國敵國，所造成的國家安全問題與生存危機。

在這段大力開放中國觀光客、促銷陸客觀光的期間，不論是馬直接管轄的陸委會，抑或是交通部轄下的民航局與觀光局，表現都荒腔走板、毫無專業性可言。既不能維持台灣對外的對等與尊嚴，也無法保護台灣民航與觀光產業的持續成長。

7月9日，台灣全國上下都在關心昌鴻颱風動態及是否會放颱風假。但79這天開始至今，中國境內以全國為範圍的維權律師和維權工作者們，正陷入一場不知何時才會遠走的﹑由中國官方定調「維權式滋事」風暴。暴風中心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的王宇律師一家三口「被失蹤」後急遽地蔓延開來，直到7月13日晚間九點，共計有139位維權律師、律師事務所人員、維權工作者們，遭到刑事拘留、任意拘捕、失聯、國保公安約談、警方傳喚訊問，或者是短期限制人身自由。而台灣方面高度關注中國政治經濟動態的政治人物、政黨、以及主流媒體們，幾乎一片噤聲。民進黨雖由發言人王閔生對此打壓維權人士的風暴簡單表示關切，但也只是弱弱地表示：「我們也要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向北京提出正式關切，表達我方重視人權與民主自由價值之堅定立場。」

台灣高中升大學的機制，主要分兩種路數，這兩種路數各有缺點。

第一種是聯考聯招，每個人參加一樣的考試，之後統一分發。這樣做的好處是成本低廉，一個分數，可能用來選任何的學校與科系，但壞處是評量方式僵化，沒有在升學考試中的科目就不受重視，無法在紙筆測驗中呈現的能力也被輕忽。

第二種是甄試申請，也就是每個學生送申請文書到特定學校及科系，並且參加面試。這個方式的好處是，各學校科系可以依其領域特質，設置不同的申請要求，條件就會彈性而多元。但代價就是，對學生和科系來說都比較昂貴。

多年來，這兩種方式各有支持者，也各有反對者。難道，沒有第三個方式，可以取其所長，棄其所短嗎？英國高中升大學的方式，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借鑑參考。

線上資訊平台，升學就像找工作

要了解英國升大學的體系，最好要將它想像成在 LinkedIn 上，各公司與求職者的溝通過程；和台灣式的機械式、人人一致、一翻兩瞪眼的過程大異其趣。

匹茲堡海盜隊主場比賽結束之後，PNC 球場旁邊的克萊馬提紀念橋總是擠滿了觀眾，橋上的角落佔據了好幾位表演藝人，人們走走停停，喜歡熱鬧的人可以盡情享受這種氣氛；不過，喜歡安靜的球迷，大概會像我一樣，選擇走河邊的步道，延著阿勒格尼河岸的三河步道向東走一小段，就能經由安迪．沃荷紀念橋回到市區。

從克萊馬提（Roberto Clemente）到安迪．沃荷（Andy Warhol），匹茲堡的歷史軌跡，在每個角落，俯拾皆是。走在三河步道上，很難不留意安迪．沃荷橋邊的一塊紀念碑：

「阿勒格尼棉花廠罷工事件」。

1845年，在這裡，一群棉花廠工人決定離開震耳欲聾的紡紗機，開始罷工。這群辛苦的勞工長期被要求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一個星期只能休息一天，「疲倦的身體、流血的手指」，是工人下班回家時候的模樣。他們忍受了很久，吸血鬼老闆不但沒有改善工作環境的意願，竟然還開始減薪，終於引爆罷工的風潮。

每年羨慕完法國的哲學會考之後，就出現檢討指考作文的聲浪：相對於思辨與論證，我們似乎只剩下堆砌無意義的華美辭藻、做作假掰。當然，也是會有人為指考作文辯護，說「作文不是邏輯或哲學測驗」。

我不同意這種辯護。這就好像在探討「是否該修憲降低選舉年齡至十八歲」時，主張「憲法規定二十歲才能投票」。這樣根本就沒回答到問題：「現狀如何」跟「現狀好不好、該不該改變」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而重述現狀只回答到前者沒回答到後者。在寫作測驗的議題上，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應不應該改變現行的作文考試方向，只回答「作文不是邏輯或哲學測驗」根本就文不對題。

事實上，針對像「選舉年齡」這類公共議題的思辨能力，是現代公民所應當具備的能力。即使在民主社會中，我們有任意投票的自由，在道德上我們仍然應該負責地投票；畢竟盲目投票傷害到的不只是我們自己。要負責地投票，就必須樂於檢視證據、參與論辯、以道理順服別人同時願意被別人以道理說服。舉例來說，如果有天能源議題交付公投，或者我們必須在支持不同能源方案的候選人之間做出選擇時，我們是否能夠分辨「核能是否安全」與「核四是否安全」這兩個問題？我們是否知道綠能的方案與代價？檯面上支持與反對的各種說詞是證據還是謠言？

曹錦輝再度登上大聯盟還拿下勝投，大家吵翻了；電視台主播不是說陳澄波很緊張，就是在採訪時亂入大帥哥木村拓哉；洪秀柱還在她的兩岸立場糾纏。這些事讓我上星期花了很多時間思考「第二次機會」這件事。

這好像是個有點愚蠢的問題，因為許多人類社會的制度設計，就在於確保一定有第二次機會。監獄矯正制度，是為了讓觸法者有再一次機會為善，而不是犯什麼罪都判死。台灣現行的大學入學制度，也是因為以往聯考「一試定生死」（雖然你可以重考多次）為人詬病，因此作出調整。

曹錦輝的再起，有人引為勵志故事，有人不屑。有人質問：曹錦輝是選擇轉身離開容易，還是繼續走棒球路容易？有人說一次錯不該下地獄。但也有人問，如果曹可以原諒，那麼無數忍受低薪與殘酷職棒環境的球員又算什麼？這永遠不會有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