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於1919年5月4日爆發了「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包含了政治和文化二層次議題。有人主張五四運動源自陳獨秀、魯迅或胡適等人的新文化運動主張。事實上，就時間點來看，中國的五四運動遠遠落後於越南及台灣的新文化運動。或許我們可以說，中國的五四運動其實是受越南及台灣的間接影響才得到啟發。

有不少歷史學者把新文化運動起源標記在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也有人歸功於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1917）或魯迅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1918）。事實上，不論誰先點起新文化運動的一把火，在時間點上都比越南或台灣還晚。

越南的知識份子早於1907年就在河內創辦了推廣新文化運動的團體「東京義塾」（Đông Kinh Nghĩa Thục）。「東京義塾」的主要成員是一些留學日本的越南知識份子。他們有感於日本慶應義塾對日本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故設立東京義塾來傳授西方思想以及科學新知等。他們認定若要達成啟發民智的目的，就須從教導羅馬字、普及國民教育開始。所以「東京義塾」的第一要務就是普及以越南羅馬字書寫的白話文。他們要透過羅馬字來教育民眾、讓大眾有知識能對抗法國殖民統治。「東京義塾」雖然成立不到一年就被法國殖民者強迫關門，但他們的主張卻在知識份子之中普遍得到認同及支持。

台大校長遴選爭議延燒，台大挺管陣營的主張陸續出爐，時序接近五四，中國近代的五四運動也成為挺管中閔的主張。台大中文系發表聲明，以追求五四運動精神為由，主張弘揚傅斯年校長精神、堅守學術獨立、大學自治、拒絕政治力、捍衛校園自治、鞏固自由民主精神等等，表達台大中文系以五四精神支持管中閔的主張。

本文並不想探討挺管或反管的議題，而是想談台大中文系在五四運動精神的傳承議題。

事實上，台大中文系的五四傳承是斷裂的。提到五四運動，我們就想起五四三人組：許壽裳、喬大壯、臺靜農。

1919年在中國的五四運動，除了口號「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之外，也有許多左翼的思想在裡面，只是當時中共還沒成立（中共成立於1921年），所以一開始只有很多同情社會主義的菁英混雜在其中。著名的左翼人士當然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陳獨秀、瞿秋白等人。

台灣戰後的五四運動史觀，大多只能就跟著國民政府來的傅斯年、羅家倫脈絡來談，但其實他們都不是影響當時青年最深的人物，影響力遠不如魯迅與陳獨秀等人。

美國賓州大學心理學教授Angela Duckworth所出版之《Grit: The Power of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一書，2016年由天下出版中文譯本《恆毅力：人生成功的究極能力》。Duckworth教授將其研究成果集結出版對於心理學界與大眾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推翻智力論的成功法則，過去我們都認為只有聰明的人才能拿到成功人生的入場券，而Duckworth教授的研究成果則是指出天份不是成功的保證，取而代之的是找到熱情，並將心力投注其中，才是更加關鍵的因素。

心理學系所相關背景的人都知道，當1900年代智力理論興起之後，人們即將智力視為未來成就的重要因素，而國外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智力確實能夠有效的預測個人的未來成就。[1]智力所代表的是認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ies），而Duckworth教授提出的恆毅力（Grit）所代表的是非認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s），非認知能力包含所謂的情緒、動機、自律、熱情、自信等等的性格特質，對於成功人生的影響程度其實跟認知能力一樣重要，美國教育觀察家Paul Tough在其著作《Helping Children Succeed：What works and why》中也提到如果孩子要成功，就必須培養孩子的非認知能力，也就是學科知識以外的能力。

難得放晴的星期六下午，台北市信義公園聚集了帶著孩子出門享受陽光的城市小家庭，幾隻小型犬在草地上追逐主人手中的拋接玩具，一旁剛學會走路的孩童搖搖晃晃地推開媽媽的手，向前邁出步伐，不一會兒便跌坐在地上。不遠處，正玩到興頭上的男孩氣急敗壞地對著媽媽嚷著：「我不要回家！」，隔著一條街、與公園裡的祥和景色相反的是，舉著標語牌與雪山獅子旗，喊著「流亡藏人要回家」口號的遊行隊伍。

今年是310遊行第59週年，從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開始，相關集會年年在世界各地舉行，這是遊行在台灣舉辦的第十五年，也是隊伍進入信義商圈的第七年。一個遙遠異鄉的政治訴求，為什麼能在台灣持續發酵？作為一個為世界所關注的人權問題，為什麼台灣遲了近四十年才加入討論的行列？當初為了能夠有效擴散訴求，而選擇在中國遊客眾多的信義商圈做為主要的遊行地點，在七年後的今日，還具備了與當初相同的效力嗎？

每個接觸經濟學的人，對經濟學的的基本印象多會有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市場均衡價格與銷售量，就由供給與需求來決定。這也是一般人常聽到的市場機制或市場經濟。

市場機制顧名思義是由市場上的參與者可共同參與市場決策的機制。如同我們所談的民主制度，是國家內的人可以直接或間接參與政策的討論與決策。然而，凡事都交給市場決定是否真的就表示任何結果都是對市場的供需雙方都一定有利，這是一個重要且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

市場中的供需雙方所決定的價格可以完全反映供需雙方的利益，必須建立在供需雙方地位是對等的前提下。也就是說，任何使雙方不對等的因素都會導致市場機制無法運作或市場失靈 (failure)。導致供需雙方地位不對等的因素很多，例如，供需雙方的市場力量、訊息不對稱或國營企業等。

安奇‧馬許瓦里（Ankit Maheshwari）的祖父氣沖沖地衝進新娘休息室裡：身形修長，龐眉皓髮的他插著腰、大聲點名一個又一個安奇狐群狗黨們的名字，下令他們趕快拿著藏在背包和桌底的格蘭立威（Glenlivet）和傑克丹尼（Jack Daniel’s）威士忌滾出他孫子的婚禮。約莫一坪大的休息室裡原本塞著五、六個彪形大漢，正在用透明塑膠杯輪流啜飲著套著可口可樂的瓊漿玉液；人贓俱獲的他們這下只好揣著瓶子與杯子，一邊竊笑一邊魚貫溜出房門。坐在沙發上，美艷動人的新娘妮哈莉卡‧鐵支（Niharika Tyagi）放開安奇的手，抿著笑，用眼神示意他跟上他的朋友們。安奇隨後加入了我們在對街停車場舉辦的第二場飲酒會，手上拿著的杯子杯緣上還淡淡地沾著新娘的唇印。

在印度，將飲酒視為負面行為是政治正確的顯學；在喝酒這件事上，兒女會避開父母、丈夫會避開妻子，而政治人物則是對其在電視上大加撻伐。在某些特定的區域與時空裡是禁酒的：購買、流通、銷售、飲用含酒精飲料是政府公告的犯罪行為。

書名：新時代的台灣──邁向正常國家之路
作者：黃昆輝、鄒景雯
出版社：玉山社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8年4月17日

1990年李登輝總統經國民大會投票當選總統後，決定推動兩岸關係，雙方透過不斷的人員接觸試探後，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透過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帶話給李總統，表達了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提議。

李總統收到信函後，認為兩岸領導人對談的時機尚未成熟，應該由民間先進行商談，在兩會的系統下處理事務性問題，因此才有1993年的辜汪會談，這是辜汪會談的源起。

兩岸初次破冰，政府高度謹慎，行政院為此組成專案研究小組，由副院長徐立德召集陸委會主委、副主委、海基會董事長、秘書長為基本成員，加上與討論議題相關的部會，國安會與國安局也一同參加，經共同研究後，提出文書驗證、掛號信件等討論方案。

近幾年來，不少台灣官員、地方首長前往中國示好，還有退休將領參加中國的紀念活動，加上2014年的服務貿易協定、更早期的國台辦主任陳雲林來台，都很難不被視為明目張膽的叛國與通敵作為，但上述種種，在台灣卻沒有得到廣泛的重視。除了複雜的歷史、政治因素，更因為台灣人對於這些行為背後所代表的意涵與後果並不了解。如果能一覽專長為經濟民族主義理論、《TPP亡國論》一書作者的中野剛志，在2012年出版的《官僚的反叛》，或許我們可以對當下這些「反叛」的現象有更深的警覺與認識。

拚經濟或國民主權？

中野剛志著手寫作《官僚的反叛》，契機在2011年秋天，日本國內爭論是否參與美國的環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時，日本前外務審議官田中均，在關於支持TPP的演講的提問環節中，表示「日本這樣的國家，一直都只能藉由外力來改變⋯⋯不就意即，無論怎樣的掌權者、英明的人都與外國的壓力一起打開國家、改變事物嗎」？而關於國家利益，田中均又言「⋯⋯日本國更加富庶、更加安全地存續下去，就是對日本來說的國家利益⋯⋯為了要創造出（國家利益的）成果，活用美國的力量，我完全不覺得有什麼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