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二八事件七十二週年，也是促轉會上路後的第一個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二二八紀念日做為國定假日，是政府重視和肯認這段歷史的展現，政府或民間組織在當天發表談話、舉辦紀念活動、追思會或展覽，引起媒體報導、民眾討論和反思。這是社會教育，也是記憶化的一部份。事實上，國定假日的訂定，包括要紀念誰、記起什麼事件、是否要全國放假等，攸關政府及整體社會如何面對歷史，是落實轉型正義不可或缺的環節。

提到轉型正義，台灣官方及民間時常談起為世人所知的「南非式和解」經驗。南非經歷了40多年的種族隔離（Apartheid）後，在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帶領下，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釐清侵害人權的真相，以真相換取和解。不過，較少人討論到曼德拉政府在1995年頒訂的《國定假日法》，當時刪去與殖民統治有關的國定假日，像是：英國國王與女王誕辰日、大英帝國日、征服者日等；不僅如此，更增列了四個與南非對抗種族隔離歷史有關的國定假日。

「老師不相信我說的話。在網路上被說壞話明明是真的。因為證人說不記得了，就覺得我看起來是在說謊？太過分了。」17歲的女孩，該過著怎麼樣的生活？為了考上好大學而努力唸書？因戀愛而輾轉不安？不管是懷抱著怎樣的煩惱，都不該受到像伊藤有紀一樣的對待。伊藤有紀是一名就讀日本群馬縣縣立高中的女孩，她受到「網路霸凌」，於2019年2月1日結束自己的生命，生前的痛苦心聲，透過留下的26張紙條展現於人們面前。

伊藤有紀於2017年4月成為高中生，但入學沒過多久，就開始被同學排擠，伊藤的父親到學校與老師商量後，雖然情況看似一度好轉，但升上二年級後，伊藤似乎又開始遭到欺負，大約從2018年9月，她默默寫下一張張便條，記下自己遭遇到的霸凌與心情。她寫著：「是啊，全部都是我的錯啊。已經夠了。」又寫下：「已經累了。我明明被那些話語傷害到流淚。向這樣的世界，Bye-Bye。」

近年來坊間有諸多傳統與社交媒體文章提及台灣擁有大量的防空飛彈，其密度甚至高於以色列，已臻世界第一的水準。筆者基於好奇，以兩大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機構(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武器轉移(Arms Transfer)資料庫，與今年二月方由位處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出版的「軍事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年刊來檢驗此論述。

台灣現在是完全自由開放的社會，只要不違法，大家可以隨心所欲做想做的事。不過在戒嚴時期，很多現在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當時統統都不准做。例如現在出國觀光極為普遍，可能比國內旅遊還方便。然而，台灣是遲至1979年才開放人民出國觀光，在此之前，僅能依就學、探親、商務等事由，申請出國。

在戒嚴時期，為了國安考量，不只人民無法自由出國，就連出入境管制還是由國防部底下的台灣省警備總部負責，在1972年才改由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負責。

當年雖然與現在一樣，護照分為外交、公務、普通3種。但並非所有人都有資格申請普通護照，必須要有商務、留學等事由，才能申請，並由經濟部、教育部、僑委會等主管機關核准。除護照以外，出國還要「雙證件」，必須另外申請出入境證，所以也有出了國卻回不了國的遭遇。

可能很少人知道台灣曾經有過這種法令，而且是使用在台灣人身上。該條例制定於1946年10月15日，同年10月24日公布實施，不少台灣人因而冤枉受害。

從中國國民黨蔣介石政權自日本殖民政府手中接管台灣之日起，除了無止境的劫收豪奪，暴露外來政權的猙獰面目之外，就是以《戰爭罪犯審判條例》漫無標準地處理一批一批的『台籍戰犯』，到了一九四七年尤其達到最高潮；有關這方面的悲慘遭遇卻少見有人撰述。

所謂漫無標準，就是以遂替中國人懲罰台灣人的報復目的，完全不理會時空背景因素。台灣人由戰前的既非清國人、中國人，也非日本人的身分，戰後，仍然是既非日本人，也非中國人的身分，這種尷尬的處境，在戰後初期的前兩三年最為突出。

如果有一種所謂文青式的生活，這樣的生活，電影必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更重要的，這是青年時期養成的習慣，不知不覺中沁入了生活之中，與生命記憶彼此交融，難以分割。在我清楚地意識到它存在前，我一直以為走入電影院對我來說只是個插曲，很多年以後，我發現它其實是人生中絕無僅有的一種啟蒙，而且讓我一再重返。

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出兵臺灣的日本遠征軍，於臺灣南部牡丹社登陸，士兵因感染瘧疾、痢疾等俗稱「臺灣熱」傳染病，死亡的人數遠遠高出戰死人數的幾十倍之多。在日本殖民臺灣之前，島內還存在著鼠疫、霍亂、傷寒、天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恙蟲病，以及因寄生蟲而引發的疾病和皮膚病等，可說是疫病之島。

幸運的是，由後藤新平出任臺灣第三任的民政長官，他在思考力、行動力和經驗度上，都是十分優秀的人物。

後藤新平原是一位醫師，當時在西南戰爭凱旋歸來的士兵出現霍亂的傳染病，後藤氏曾自願擔任撲滅霍亂的工作。其後，後藤氏深刻體會到日本對於傳染病的防治與對策十分落後，向政府建言當下的緊急對策，因而被拔擢為內務省衛生局長。後藤新平在赴任臺灣的翌年（殖民統治第四年）建立醫學校，並於隔年在各地廣設醫院，非常迅速地整建由總督府直轄的醫療機關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