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內外】《木蘭從軍》的流轉

2020年迪士尼的真人版《花木蘭》上映之初，便因部份場景在中國新疆拍攝，引發抵制風潮。一時之間，花木蘭的故事乃至各種版本的花木蘭也因此廣受討論。

花木蘭女扮男裝撲朔迷離的性別身份，一直是花木蘭傳說的焦點。不僅如此，1939年版的中國電影《木蘭從軍》卻在詭譎對峙的中日局勢當中跨越國界，這部電影既在日本佔領下的上海上映，也在反日情緒高漲的重慶放映，而後日本也引進這部作品，殖民地台灣也同樣有上映紀錄。

到了戰後，1947年1月，台灣也有一波《木蘭從軍》爭議。

按文建會與國家電影圖書館所編的《跨世紀台灣電影實錄（1898—2000）（上）》（2005），1947年1月20日，1939年的中國電影《木蘭從軍》以日語版上映。不料，卻因日語版之故備受批判。其背後的原因，就在於戰後初期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中國化主軸之下的電影政策，使得這部戰前就跨越國界的電影，在戰後台灣引發爭議。

借古諷今的《木蘭從軍》

《木蘭從軍》是由上海電影人張善焜的美商中國聯合影業公司華成製片廠所拍攝，導演與編劇分別是有相當名氣的卜萬蒼與歐陽予倩，主演花木蘭的是年方23歲的女星陳雲裳。

電影的內容是唐朝面臨北邊外敵的威脅，開始全國徵兵。花木蘭原有兄長，但不幸早逝，父母便把她視同男孩般養育，而她也擅長騎馬射箭。面臨外敵，父親一心上陣，花木蘭不忍，於是女扮男裝代替父親上陣。她在戰場上威風八面，並與戰將劉元度形同兄弟，凱旋歸來後，不但受皇帝獎賞，也恢復女兒身，與劉元度共節連理。

可以說，電影與大家所熟知的民間傳說木蘭從軍相同。1939年在上海上映之後，引發觀影熱潮，陳雲裳更因這部電影迅速成為人氣影星。引爆熱潮的理由在於1937年11月上海為日軍攻陷之後，形同孤島，上海觀眾將電影中的北方外敵視為日本，簡言之，這是一種以古諷今的觀看視角。有趣的是，這部電影在重慶也曾上映，不過，卻引起軒然大波。此刻的重慶因為首都南京被日軍攻陷，於是成為陪都，也因此，這個是民族主義一觸即發的城市，電影當中歌曲一句「太陽一出滿天下」被視為歌頌日本，不但導演被痛罵為「漢奸」，甚至拷貝被下令燒毀。經編劇歐陽予倩解釋這是明末清初流行的反清歌，才得以重新送拷貝並引起熱潮。

推手川喜多長政

很有趣的是，《木蘭從軍》明明是愛國電影，但在日本與中國戰火對峙之際，卻有人準備將這部電影推向日本。這位推手是中華電影公司的傳奇日本電影人川喜多長政，其旨在促使中國電影人與日本合作。

1903年出生的川喜多長政，軍職出身的父親擔任清朝的軍事顧問，然而，1908年也就是川喜多長政5歲時遭暗殺。或許為了追尋父親的足跡，川喜多長政在東京完成高中學業後，先赴北京大學留學，而後再赴德國留學。此刻的德國，電影正如火如荼地發展，UFA（UniversumFilmAG）正是德國最具影響力的電影公司，世界電影史當中的經典諸如《卡里嘉利博士的小屋》、《大都會》等都出自UFA之手。熱愛電影的川喜多長政擔任UFA的日本代理人，1928年他自己也成立東和商事，這家公司也是日本最大的電影輸入業者。

日本對電影宣傳相當重視，從殖民地到佔領地幾乎都有電影攝製機構可見一般。1939年日本軍方希望能在上海成立電影公司，主持人選的條件除了是電影業界人士之外，也要能通中文，更要有中國方面的人脈，川喜多長政自是不二人選。同一年，川喜多長政與《木蘭從軍》的出品方張善焜合作，成立中華電影公司，他看中的第一部電影就是《木蘭從軍》。川喜多長政基本上是位自由主義者，留學中國的他應當知道木蘭從軍在中國民間廣為流傳，之所以選擇將這部電影發行至日本，可能是藉此向中國人表達善意，爭取中華電影公司之後與中國影人的合作機會。

但《木蘭從軍》在中國引發了對抗日本的解讀，這樣一部電影要如何面對軍方一手掌控的電影審查？按日本電影史巨匠佐藤忠男在《電影與砲聲》（キネマと砲声）一書當中的說法，起初確實軍方有意見，不過，川喜多長政強調這是一部讚美中國女性在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刻，挺身而出義勇奉公的故事。義勇奉公，不正是日本所強調的精神？這部電影最終通過審查於日本上映。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電影在殖民地台灣也有上映紀錄，1942年9月在台北國際館與芳乃館都有上映紀錄。此外，作家呂赫若與吳新榮也都看過《木蘭從軍》，呂赫若是1942年10月19日和叔叔一同到台中娛樂館所看，當日日記寫下：「女明星陳雲裳的迷人笑容令人難忘」。吳新榮則是在1942月11月3日在台南觀看，關於這部電影當日日記寥寥留下一句「晚上，到台南去看《木蘭從軍》」。另外，《木蘭從軍》在當時台灣媒體也多所報導，例如1939年5月1日的《台灣警察時報》報導了重慶上映時所引發的燒毀拷貝事件、1939年11月16日的《台灣日日新報》則報導了中華電影公司成立之後，以日中親善為目標，也買下上海的部份戲院經營，放映電影也包括《木蘭從軍》、1942年1月的《台灣公論》也在電影上映前進行的故事梗概的介紹。

除此之外，《木蘭從軍》在台灣上映時也是大東亞戰爭時期，這個時候台灣知識人曾有一波日譯中國古典典籍的風潮，例如黃得時翻譯《水滸傳》、楊逵翻譯《三國志物語》等，也在相同的時間點，標榜針對大眾的雜誌《台灣藝術》在1943年也出版了單行本的《木蘭從軍》。有趣的是，根據賴慈雲教授於臉書主持的「翻譯偵探事務所」粉絲團2020年3月26日記事所述，台共成員王萬得也在1943年出版了日語版的《花木蘭》，不過，這個版本的內容是根據清朝的傳說寫成，與我們所認知的花木蘭傳說不同。然而，這本書的封面正是電影版《木蘭從軍》飾演花木蘭的陳雲裳的劇照，足見電影在台灣還是有一定影響。

《木蘭從軍》在戰後台灣

到了戰後台灣，一部1939年的《木蘭從軍》在8年後的1947年產生風波。

戰後初期的台灣，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最為最高行政機關進行統治。行政長官公署統治的主軸就是中國化。就戰後初期台灣的電影狀況來說，隨著二戰結束，進入一個混沌的狀態，隨著統治者的更迭，一方面日治時期電影院放映的影片殘留下來，另一方面，中國的電影公司開始將台灣納入市場，或者進口香港與上海電影至台灣，或者在台灣設立分公司。在西洋電影方面，除了好萊塢電影依舊上映之外，特別的是中華民國與俄國因簽有中蘇友好合約，也因此部份蘇聯電影進口台灣並受歡迎。

1945年12月12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頒布〈台灣省電影審查暫行辦法〉，電影需經審查才能領到准演證，而其審查標準是一、不違反三民主義，二、不違反國民政府政令，三、不違背時代精神，四、不傷害風化。1946年1月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夏濤聲再對電影審查暫行辦法的標準加以解釋，在他的解釋裡，日本電影在禁映之列，這事實上也是排除台灣的日本文化進行中國化的政策。然而，暫行辦法的問題出在電影審查量能不足，審查速度慢，而且到電影院執行檢查的人員由各縣市負責，因為人數嚴重不足難以執行，日本電影依舊大行其道。1946年夏天，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一方面要片商自行先把關，另一方面審查委員會也加快審查腳步，此外，電影檢查人員也由宣傳委員會分派。

1946年9月宣傳委員會公佈審查結果，審查的439部當中，無法上映的有39部，其中包括國片、美國、德國、英國、法國、蘇聯與義大利等國家的電影，就是沒有日本電影。《木蘭從軍》所引發的爭議就是從這裡開始，片商將之視為國片上映，不過，卻因為日語版播放引起軒然大波。推估，片商的版本可能是戰前台灣放映的日語版本。

無論如何，像《木蘭從軍》這樣在戰前跨越敵對兩國國界的電影不多見，跨越戰前戰後台灣的電影也極為稀少。在這裡，討論台灣電影史的視角也值得討論。長期以來，台灣電影史多從戰後開始談，大致20多年前開始，有志者也試圖建立日治時期電影史的論述，戰前與戰後的歷史劃分，有時無法看到某些電影在戰前戰後的流轉，致使這些電影相關的現象成為歷史的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