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電影史漫談】1930年代洋畫至上主義之年輕世代的觀影品味變化（上）

1937年5月《台灣婦人界》刊登了山岡夢生的〈電影愚談〉（シネマ愚談），這篇有趣的文章，當中分析了台灣電影觀眾群的構成。

在他看來，電影館主要觀眾群是中年以下的上班族及其家人，其次是職業女性。至於專門學校以上的學生，幾乎都是洋畫（西洋電影）至上主義。這不是山岡夢生的個人之見，1932年由台北影迷組織台北映畫聯盟（台北シネマリーグ）創刊的《台北映畫聯盟會報》（台北シネマリーグ会報，而後更名為映畫生活）也可以看到作者們對洋畫的喜愛。足見洋畫至上主義大體上是從1930年代開始，擁有一定教育程度影迷的文化品味。

不過，山岡夢生所說的洋畫至上主義專門學校以上的學生包括台灣人嗎？

1931年《映畫生活》第二期社論當中，「誰也能感覺到殖民地的文化生活無多大內容，我們希望奉獻棉薄之力豐富台灣的文化狀況」一語，可以看到台北映畫聯盟是以在台灣日本人的視角看待台灣。那1930年代台灣擁有一定教育程度的台灣年輕世代，是否也有洋畫至上主義的觀影品味？

這個提問之所以重要在於兩方面：一是1920年代是台灣社會巨變的年代，以教育來說，根據1922年台灣教育令，日台共學開始實施、也在這一年，台北高等學校尋常科成立，1925年高等科成立、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歷經現代教育變革的台灣學生，他們的電影觀看是否出現轉變？二是1927年美國好萊塢電影《爵士歌手》掀起有聲電影革命以來，日本也加緊進入有聲電影行列，1930年代台灣大城市的電影館也漸次進入有聲電影時代。

不過，無聲電影卻也繼續在台灣存在，1920年代開始，台灣陸續有人引進上海電影並引起熱潮，中國電影進入有聲電影時代較遲，台灣所引進的中國電當中，幾乎都是無聲電影。

1920年代後期《火燒紅蓮寺》在台灣引起熱潮，此後，1931年詹天馬與王雲峰兩大辯士合作為上海電影《桃花泣血記》作詞作曲以電影宣傳曲帶動電影的成功模式後，也再進一步加深上海電影在台灣的熱潮。

簡言之，1930年代台灣的電影館生態是有聲與無聲電影並存，在歐美、日本的有聲電影與上海電影複合式的觀看中，年輕世代的觀影品味是什麼樣的狀態？

洋畫至上主義在日本

台北映畫聯盟的洋畫至上主義與日本有著密切關係。

在日本的脈絡下，按電影史大家佐藤忠男在《日本映畫史1》所述，一戰之後，美國環球公司的藍鳥電影（Bluebird）在日本曾受到關注。所謂的藍鳥電影旨在描述嚮往都市工業文明的農村年輕人，歷經都市生活之後，重新回到純樸的農村。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歷經四十多年的工業化之後，藍鳥電影的主題恰巧扣合日本的社會變遷，因而受到一定的討論。

除此之外，美國電影《殘花淚》（BrokenBlossom，1919）、《但丁的地獄》（Dante’sInferno，1924）、《十誡》（TheTenCommandments，1924）等佳作也在東京的日比谷或是大阪的道頓堀等繁華之地的電影館上映。1921年日本社會學者權田保之助便在《民眾娛樂問題》一書當中，指出洋畫的觀眾群是學生與有一定教育程度的階層。

步入1920年代，日本大型電影公司開始崛起，松竹與日活兩大電影公司主宰日本市場，雖然相互競爭，但兩家公司對聯手防禦歐美電影特別是好萊塢電影卻有相當的默契。依電影史研究者北村洋與笹世慶子〈日本對美國電影的接受〉（日本におけるアメリカ映画の受容）一文當中所述，以1927年為例，日本的電影館當中，放映洋畫的專門館不過占3%，放映日本電影也放歐美電影的混合館是48%，可以看到幾乎是日本電影的天下。

也就是，洋畫的觀眾群依舊保持在權田保之助所說的教養階層。在洋畫小規模流動的範圍裡，日本電影人也把好萊塢視為學習的對象，例如「純電影運動」的歸山教正，以好萊塢電影的敘事風格為師、小津安二郎與溝口健二則對卓別林、劉別謙與約翰‧福特等導演的作品有所研究。

1927年好萊塢電影《爵士歌手》揭開有聲電影時代的序幕，不過，有聲電影的放映需要改裝新的放映設備，1931年日本放映了第一部有聲電影《摩洛哥》（モロッコ，1930），三個月後，法國的《巴黎屋簷下》（巴里の屋根の下，1930）緊接著上映，因為主題曲深受歡迎之故，在日本引起更大的旋風，甚至日本的有聲電影也以此為參照。

儘管歐美有聲電影引起轟動，應該說這些電影強化了原來教養階層對歐美電影的喜愛。一般觀眾對歐美有聲電影的接受仍是個問題，舉例來說，《摩洛哥》雖然附上日文字幕，但原來大家習慣辯士講解，此刻不少辯士卻已因有聲電影來臨而失業，一般觀眾對英語的聲音難以適應。

台北映畫聯盟對歐美電影的介紹

世界電影進入有聲電影的時代，也是台灣影迷組織與雜誌開始出現的時刻。

按《映畫生活》1933年11月號高橋正雄的〈電影聯盟第四年〉（リーク第四年）一文所述，1931年11月台北映畫聯盟創立，當時會員50多名，創立會議所放的電影是《巴黎屋簷下》。

隔年，台北映畫聯盟開始發行刊物《台北映畫聯盟會報》。目前國立台灣圖書館的蒐藏當中只有從1932年4月第二期開始的各期，從6月號開始更名《映畫生活》。因為固定每月發刊，因此可以推估發刊號應是1932年3月。

在《台北映畫聯盟會報》當中，可以看到會員活動的相關記載。例如在4月號與5月號的〈聯盟通信〉（リーク通信）專欄分別回顧了第四、五、六回與第七回的電影鑑賞活動。按文中所述，台北映畫聯盟原則上是每月舉行一次電影鑑賞會，有時依會員期待加開放映。2月電影所放電影是《她的男人》（ハーマン，1930）、3月是日本第一部有聲電影《夫人與老婆》（マダムと女房，1931），這兩次放映會出席會員都在70名上下。

不過，因為《摩洛哥》即將在台灣上映，會員們希望先睹為快，因此3月又多了一次放映會，這也就是第六回的放映會，出席人數多達169名。第七回的放映會則是在4月，《巴黎之子》（巴里っ子，1930），出席145名。4月號預告了4月放映會的流程，4月11日星期一晚上六點半新世界館，先放映松竹蒲田導演成瀨巳喜男的《二樓的悲鳴》（二階の悲鳴，1931）與野村浩將的《令嬡與小混混》（令嬢と与太者，1931），這兩部電影都是無聲電影。八點半開始才是重頭戲有聲電影《巴黎之子》，整個放映活動十點二十分結束。在這個活動預告裡，可以看到1930年的電影喜好者的某個普通夜晚，不是周末，一百多人在新世界館相聚。

從《台北映畫聯盟會報》到《映畫生活》，從會員們的投稿裡可以看到這些影迷們對個別電影或有不同意見，但總體來說文化品味是偏向歐美電影，但也關心日本電影的發展。台北映畫聯盟較喜愛歐美電影可以他們所舉辦的春季與秋季電影祭所放電影看出。

1933年台北映畫聯盟舉辦「秋的電影週」（秋の映画週間）活動，8月號列出讓會員票選的二十部片目，全數是歐美電影，這二十部電影的標準是什麼？這是以東京1932年6月到1933年6月一年間的所上映過的歐美電影中所挑選，包括美國好萊塢的歌舞電影《42街》、德國導演弗里茲．朗（FrizLang）的《M》、法國的《巴里祭》等，之所以如此在於台北電影聯盟認為台灣對於歐美電影的接受仍顯不足，希望透過這個活動來加強介紹。

有趣的是，台北映畫聯盟在解說選取標準時，提到一句有趣的話：從藝術的純度來說，相較於美國電影歐洲電影更勝一籌。在這裡，也可以看到台北映畫聯盟的偏好。10月，台北映畫聯盟公布會員票選結果，排名第一的是德國的《制服處女》、第二名是俄國的《人生案內》。隔年4月，台北映畫聯盟舉行「春的電影週」（春の映画週間），這次並未由會員票選，而是直接公布放映電影法國電影《巴黎祭》與美國電影《犯罪都市》，與秋的電影祭不同的是，這次面相所有的台北市民，有興趣的市民可在特定商店購票至新世界館觀看，此舉也擴大了台北映畫聯盟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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