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歷史】台灣男子簡阿淘：葉石濤冤案

2020年開年不久，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小說《台灣男子簡阿淘》，再度受到台灣文化界的矚目，不但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與國立政治大學、日本法政大學出版局共同合作出版日文版，而且聽說有一家電視台要把它搬上螢光幕。

在此之前，《台灣男子簡阿淘》就曾由高雄的南風劇團改編成舞台劇，從2008年起連續數年在幾個主要都市公演，上演的劇名是《簡先生》。據葉石濤自述，這本小說是：「五〇年代抗議分子的思想傾向和心理深層的恐懼、願望，以及悲歡離合帶來的真實哀傷」，也就是他遭受中國國民黨政權白色恐怖迫害「比較完整的全程紀實」。

葉石濤遭受迫害當時是擔任台南市永福國小老師，事發當天放學後吃過晚餐去看了場電影，剛回到家就有人來敲門，他開門看見是平常在學校替學童理髮的剃頭匠，帶著保密局特務來逮捕他，特務迅速為他戴上手扣押上吉普車，剃頭匠追著車喊說：「我不知道是來抓你的，他們說是你的朋友，我才帶他們來，原諒我！」

那一天是1951年9月20日，特務把他押到警察局，展開疲勞審訊，痛罵他「叛國」、「叛徒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成員」、「意圖非法顛覆政府」，連番審訊作成筆錄，然後關進警察局看守所，關了一個月才押送到台北的保密局拘留所，這一關又關了一年。

在這一年中，遭到一再的疲勞審訊及毆打刑求，並被迫好幾次反覆抄寫自白書，寫到特務滿意為止，在反覆偵訊的筆錄和落落長的自白書上所呈現的，葉石濤坦承的事實只有一個：他絕未加入「叛徒組織」，雖然認識特務指陳的一些人，但僅止於認識而已，並不是朋友或「同志」；只有「案首」黃添才的家去過幾次，主要是去向他買漢文書，包括《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等書。

直到1953年1月被押往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事法庭，他才發現同時被抓的有十餘位，一開始，軍事檢察官指控他是「叛徒組織」重要幹部，是「偽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委員，曾任該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福星的得力助手。葉石濤全盤否認，指稱這些都是虛構的指控，陳福星是他去黃添才家時見過一面，兩人毫無任何關係；至於《新民主義》等書，他並不知道那些是「匪書」，因為孫文的《三民主義》中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他誤以為《新民主主義》就是《三民主義》的解說。

過兩次庭之後，葉石濤在1953年7月10日遭判決，他收到的判決書上還有一名叫吳添福的跟他同案，判決主文：「原判均按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罪，各處有期徒刑五年」，判決的事實是：

「本案被告葉石濤於1946年秋向已決叛徒黃添才購閱匪之《新民主主義》等反動書刊後，經黃添才介紹認匪要陳福星（另案被告），經常聽其宣講反動言論，1947年二二八事變發生翌日，陳福星到他家告以台北發生暴動，囑聯絡青年反抗政府，因而明知陳福星、黃添才為匪諜，迄未檢舉。又被告吳添福於1946年8月間結識匪要李媽兜（另案被告），經李媽兜交閱匪黨黨章及反動書刊多本，因而明知李媽兜為匪諜，亦迄未檢舉。」

《台灣男子簡阿淘》一書，是葉石濤將這段白色恐怖冤案的經過，總共七篇以自傳體寫成的小說。其中，第一篇的〈夜襲〉是描寫阿淘參加二二八事變夜襲的經過，他參加的這場夜襲有一位同伴陣亡，他向當地鄉長借了「力阿卡」把陣亡同伴運回，後來他也親眼目睹這位鄉長遭槍決的慘況。其他篇章就是他在1951年遭逮捕到受刑的經過。

葉石濤沒有提到的，他所涉的案子其實是：當年中國國民黨政權蔣家王朝破獲的中共地下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其下的「台南工作委員會」案，該案牽涉很廣，由該工委會委員兼書記李媽兜開始往下往橫又扯出好多案，葉石濤涉入的黃添才這一案，被保密局逮捕的多達三十八人。葉石濤在黃添才家見過的陳福星是屬於工委會北區的要角。

黃添才案在1953年1月28日宣判，除了三名不交付軍法審判之外，其餘三十五人分成兩批判決，以黃添才為首等十九人單獨成一案判決，其中，黃添才罪名是於1946年12月間「參加匪幫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擔任台南支部書記，又於1949年4月間曾替李媽兜募集叛亂經費，並先後吸收同案多人加入組織。同案其他人也是同樣情節分別加入組織，並直接或間接與李媽兜有關。

黃添才等七人被判處死刑，一人無罪釋放（柳德裕，後又改判感化三年，因半身不遂，高血壓，保外就醫），其餘十一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二年不等，但其中一名王金象原判十二年，事後查出他曾建屋讓李媽兜匿居而改判死刑，因此，該案後來遭槍決者共有八人。

葉石濤與蔡水泉等十六人另案宣判，理由是「參加講述反動言論之集會，或閱讀左傾書籍，均在懲戒叛亂條例公布施行之前，且無繼續狀態」，既然懲戒叛亂條例公布施行之前，且無繼續狀態，竟然全部被判處感化三年，獨裁極權政權箝制思想的野蠻行徑，令人憤慨；但是，判決結果送到國防部後，國防部在給蔣介石的簽呈上加入意見時，特別把葉石濤與吳添福兩人挑出來，認為他們有「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罪嫌，要求另外成案續行偵辦。

簽呈到了總統府，當時的參謀總長周至柔在1953年8月16日簽註意見說：

「檢肅匪諜條例係1950年6月13日施行，在該條例施行前所有知匪未報情形，近據國防部簽擬時有不同見解，一、以知匪情節無論在何時，自該條例施行後，如未予檢舉，即認其犯行繼續，仍應照該條例判罪。二、所謂犯行繼續，亦必有其繼續之事證存在，否則即不能判罪。似此適用上無標準，罪刑極易出入。」

蔣介石思考了很久，在同年9月8日核定：「飭將在檢肅匪諜條例施行前所有知匪未報情形，究應如何始合，仍以該條例治罪之處明定解釋報核。」

周至柔長期在蔣介石身邊，頗能體察這位殺人如麻的獨裁者「上意」，在十天後（1953年9月18日）依照蔣介石的旨意，自行扭曲、擴大解釋法條「報核」指出：

「茲將歷來審核叛亂案件關於在檢肅匪諜條例施行前，知匪未報者之治罪標準，分陳如次：

一、在檢肅匪諜條例未頒布以前，如明知某人為匪諜未予舉發，至該條例頒布後，知悉其住址或行蹤仍不告密檢舉者，仍按該條例第九條治罪。

二、在該條例未頒布以前，如明知匪諜未予舉發，延至該條例頒布時，該匪諜已經政府明令通緝或已拿案法辦及自首者，依照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應不為罪。

三、所明知之匪諜，已在政府能加以逮捕之地區內者為限，如在此範圍以外者，雖明知而不舉發，亦難科以該條之罪。」

中國國民黨政權這種構陷入罪、草菅人命的極權作為，在蔣家王朝時代一再殘害台灣人，既然《檢肅匪諜條例》是在1950年6月13日施行，葉石濤事前根本不知道他購書的對象黃添才是「匪諜」，跟陳福星也只是一面之緣，況且陳福星是在葉石濤被捕後的1952年4月落網，且在調查局辦理自新並供出一堆人，由調查局表面提供職位而實際成為「運用份子」；李媽兜也是在他們之後才遭逮捕。

蔣家王朝硬是要把葉石濤與吳添福兩人構陷入罪，栽贓他們跟陳福星、李媽兜有關，完全違背周至柔自己所引的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裁判前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的法意，並立即指示國防部改變判決，將他們的「感化三年」變成「有期徒刑五年」，同時「令飭葉石濤等罪刑部分發監執行」。蔣介石當然很滿意地批示：「如擬」。

周至柔這項解釋成了當年眾多冤錯假案的淵藪之一，很多案件只是根據被捕者或自首自新者檢舉的口供，將無數無端受到牽扯或羅織的素樸台灣人（包括從來不涉政治的農人、工人）都遭到迫害，一生痛苦不堪。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的《台灣地區戒嚴時期五〇年代政治案件史料彙編》中，收錄了當年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曾任綠島新生訓導處處長的唐湯銘兩人的訪談紀錄。谷正文說，「情治各單位在台灣抓到的真正匪諜約有二千人，其餘大多是錯案、假案、冤案」，他認為涉案者當中，有95％以上都是冤枉的。唐湯銘也說，「五〇年代的案件，以我在綠島長期的領導和觀察，我個人認為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判決是不當的」。

葉石濤年輕時所讀的《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等書，都是當年胸懷抱負的青年之間口耳相傳喜歡讀的左傾書籍；他在《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自傳中，說他對當時的實踐活動毫無興趣，唯有的興趣是文學與思想，因此啃了很多很多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讀前兩書之前，《反杜林論》、《國家、家族和私有財產之起源》，都是他非常熟悉的書籍。

中國國民黨政權竊據台灣之後，獨裁剝削台灣、貪汙腐敗又無能，接著蔣家王朝在中國的統治也一敗塗地，台灣的地位、前途處於虛無飄渺之中，台灣人對這個政權失望透頂，當時的知識青年普遍都有思想苦悶的困惑，閱讀左傾書籍就在他們之間成為流行，所以，葉石濤向黃添才購買《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等書，是一點都不奇怪的事。

誠如葉石濤在《台灣男子簡阿淘》的序文說的，「他的思考形態裏保持有濃厚的日本軍國主義敎育的傷痕，皇民化和戰爭的影響塑造他相當日本化的心思。戰爭的結束和接着而來的中國化，使得他必須重新尋覓自我的定位。」、「他代表了戰後初期參與過抗議活動的台灣年輕小知識分子的彷徨、掙扎到覺醒的過程。」然而，葉石濤對馬克思主義在現實政治上的運作高度存疑，他追求的理想是「台灣必須從外來王朝的統治下先獲得解放」，卻反對台灣從一種極權統治轉到另一個型態的極權統治。

葉石濤讀左傾書籍、有左傾思想竟遭羅織入罪，並非特例，當年有數不完的這類被迫害案件。他的刑期遭改判之後沒多久，正好碰到減刑條例而獲得減刑保釋，1954年9月12日雖然出獄，可是，按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戡亂時期預防匪諜再犯管教辦法〉，出獄後仍遭警察機關的嚴密管控「察看」，必須每周去派出所報到。二十年後，由於其他政治案件中有葉石濤認識的朋友，由當年台灣省保安司令部改制後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持逮捕令到他服務的學校抓去「約談」，折騰了一天才釋放。

當年有一個行政命令規定：「違犯檢肅匪諜案件刑滿開釋未告褫奪公權自可再任公職」，葉石濤1954年出獄短暫在台南市自來水督導處擔任工友，隔年轉任嘉義縣義竹鄉過路國小代課老師，1957年調任台南縣仁德鄉車路墘國小（今台南市仁德區文賢國小）恢復正式教師職務。

從1988年寫作《紅鞋子》起，葉石濤開始陸陸續續將這段白色恐怖冤案的遭遇，以簡阿淘為主角寫成一篇篇的短篇小說，1990年經前衛出版社負責人林文欽的建議和鼓勵，才將這些篇章結集出版《台灣男子簡阿淘》小說集，一時洛陽紙貴連出好幾版。

葉石濤是1925年（大政四年）出生於台南市白金町（舊稱「打銀街」，今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帶），成長於日本統治時代，雖然經歷過戰後風雲詭譎的世代和遭受白色恐怖的襲擊。然而，仍堅定地跨越語言斷裂的困境執筆再起，在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不僅從日文到中文，從小說到評論，更在1987年出版《台灣文學史綱》，完成台灣人寫的第一本台灣文學史，一錘定音的史綱論述，為台灣文學開路、點燈、立座標，樹立其在台灣文學史上無可取代的地位。

他用盡一生參與並推動台灣的文學發展，其著作及活動範圍遍及小說創作、文學評論與文學史等層面，內涵豐富，關懷深厚。若將他於文壇耕耘不輟的畢生精力攤開來看，正是一部活的台灣文學史。（以上兩段參考《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的葉石濤簡介）

葉石濤在2008年12月11日病逝，享壽84歲。病逝前，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在他住院期間出版《葉石濤全集》，當時的市長陳菊選擇在醫院舉行發表會，也在高雄市中央公園的「高雄文學館」後方為他立了銅像；2012年，台南市政府為了紀念這位極具代表性的台灣文學作家，更於賴清德市長任內在「國立台灣文學館」旁邊成立「葉石濤文學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