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當圖書作為重要的武器——滿鐵調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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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書威力不可擋

任何人都不可否認,圖書作為人類精神的載體,為傳播思想做出巨大的貢獻,有一種說法,它亦作為人類追求解放或者研究對手(敵國)的重要武器。正因為它具有這種特質,以致於成為獨裁者統治和控制人民的利器。希特勒於1933年充分授意給戈培爾等人策劃的「柏林焚書事件」,即是最佳的例證。他大張旗鼓發動焚書行動,全力消滅異議份子的社會位置,與此同時,他又擅用書籍的力量進行政治宣傳,目的就是要徹底占領人民思想中的精神戰場,讓每個德國人的思想都在納粹黨的監視下。

詭異的是,希特勒卻是個藏書豐富的政治狂人,竟然與其殺人魔的形象相差甚遠。這是什麼原因呢?根據Timthy W.Ryback《希特勒的私人藏書》一書,他在前言中指出:「……在他56歲死時留下1萬6千冊的私人藏書,而這些藏書中有大量哲學家、歷史學家、詩人、劇作家以及小說家的初版作品。」其中,大約有7000冊都是關於軍事問題的書籍,有「拿破崙戰役,普魯士國王們的戰爭戰役,德意志和普魯士軍事統治者傳記,以及歷史上著名戰役的相關著作。在那些有關拿破崙戰史的書裡,希特勒在空白處做了大量批注。他進而說道,大約400冊關於美國軍事力量的書籍、小冊子和專著。除了軍事戰役的煙硝之外,其他藏書亦是他文學思想的觸媒,為他提供知識和激情所需。他將《堂吉訶德》和《魯賓遜漂流記》、《湯姆叔叔的小屋》、《格列弗遊記》等世界文學放在一起,以突顯他們的重要性。他所收藏的《堂吉訶德》和《魯賓遜漂流記》這兩部名著均為插圖版。同時,他還藏有德語版《莎士比亞全集》,書籍裝幀精良、用摩洛哥皮革手工包裝,並裝飾有金色浮雕式的雄鷹,書背上還印有希特勒名字的縮寫字母。

在崇尚極端政治的希特勒看來,莎士比亞的成就在任何方面高於歌德和席勒,當莎士比亞將自己的目光投在新興的大英帝國上,關注其氣象萬千的變化時,這兩位日爾曼詩人、劇作家卻將自己的才華浪費在講述中年危機和手足相殘的故事上。接著,他毫無掩飾表示:《哈姆雷特》對話中「生存還是毀滅」是他最喜歡的詞句。這裡存在一個相似的追問:如果希特勒私人藏書1.6萬冊是作為個人遂行政治目的武器,那麼半官(日本關東軍)半民在中國東北設立「南滿洲鐵道調查部」及其圖書館藏書,是否代表著另一種更務實的政治戰略嗎?

成立滿洲調查部

眾所周知,成立於1907年4月的滿鐵調查部,立即招聘各領域的精英人才,設置了許多研究部門:經濟調查、舊慣調查、俄羅斯調查、監查班和統計班等等,全盛時期職員多達100人,遠勝於小智庫的編制規模。譬如滿洲及朝鮮歷史地理調查部就設在滿鐵東京分公司裡,由時任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教授白鳥庫吉主持。白鳥庫吉是明治至昭和初期代表性的東洋史學者,提攜培育了許多優秀的後進。他於留學歐洲期間受到當地研究東洋史學的激勵,歸國後,得到後藤新平的襄助而主持這個部門。

根據小林英夫《滿洲調查部》一書指出,這個部門除了白鳥庫吉之外,還有多名學者持續推動研究:松井等是國學院大學教授、稻葉岩吉擔任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輯主任、箭內亙、池內宏二人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以及著名早稻田大學教授津田左右吉。他們對於「歷・地調查部」的研究貢獻卓著。以研究經費為例,白鳥庫吉等六人,每年有4000圓(五年2萬圓)研究經費可供支用,經費可謂相當充裕。依照《日本價格史年表》(朝日周刊編)一書,當時銀行職員起薪為35圓,如此計算下來,該研究部門每人每年700圓研究經費,相當於銀行職員20個月薪水。彼時,還傳出一則有趣的插曲,為了蒐集資料,白鳥庫吉買下了整間古舊書店的圖書,他並誇下豪語隨時都能取得1-2萬的書款!由此可見,他們非常重視史料蒐集,以此奠定重要的基礎研究。

然而,好景不長,儘管這個研究部門有後藤新平充當後盾,其後並沒有顯著的發展,而且後藤新平在這個位置只待了1年8個月便告離職,整個調查部因而失去了強力支撐,不得不精簡人事由部降格為課。在那以後,滿鐵調查部由於機構改制而變更名稱。總體而言,滿鐵調查部在調查奉天與安東之間的風土習俗、製作購地目錄之外,研究活動範圍明顯逐漸趨緩下來,進入1910年中葉其課題已經獲得了實現。後藤新平與岡松參太郎這兩個政治強人構想的「安定滿洲」和「保全領土」所展開的調查活動,都在這個時期完成了:《滿洲歷史地理》全二卷刊行(1913)、《朝鮮歷史地理》全二卷刊行(1913)、大連圖書館竣工(1914)、東亞經濟調查局《經濟資料》創刊(1915)等等。

俄羅斯蘇聯研究

正如上述,滿鐵調查部完成其自身任務之後,大幅減少活動範圍,呈現低迷不振的局面。1917年爆發了腥風血雨的俄國革命,但也正是這股恐怖的外部力量,讓低迷不振的滿鐵調查部徹底地驚醒過來。一開始,日本政府就對這起革命很大的關注,駐露(俄)大使內田康哉和派駐俄羅斯的滿鐵理事川上俊彥,他們持續向日本國內回報革命進展及其情報,以利政府快速掌握實際狀況。

滿鐵啟動蘇聯調查(研究),有幾個重要原因。其一,從地理位置來看,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接壤,無疑對於滿鐵形成很大的威脅。諷刺的是,這近在眼前的威脅和刺激,卻成為「北滿研究」的原動力。其二,蘇聯研究是滿鐵調查部的最高命令,這是應該突顯的重要問題,因為它關係到一間半官半民公司和國家自身的存活,無論如何都必須嚴肅對待它。

基於這樣的外部因素,滿鐵調查部於俄國革命後的混亂期間,開始大量蒐集俄羅斯的相關資料。1918年,該部門俄羅斯研究的要角森御蔭,出版了《關於東露時局之真相》小冊子,就將捷克軍隊和布爾什維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西伯利亞的活動,稱為激進的軍事動態。同年4月,東亞經濟調查局出版了《經濟資料》第四卷,開篇論文就是〈論露國產業革命〉,它將俄國革命視為「大規模且複雜的現象,是人類歷史發展中首見的事件,更是法國大革命無法相提並論;他藉由那些沒有受過教育性情溫厚的俄羅斯農民和勞工,卻能忍耐飢餓與嚴寒的折磨,以此試圖探討俄羅斯資本主義發展的特殊性。此外,庄司鐘五郎在《「鄂木斯克」市和「鄂木斯克政府」》(1919)一書中,詳細提及西伯利亞反布爾什維克的動態。另外,在《經濟資料》第五卷(1919)〈露國之外債破棄和債權諸國之對策〉、〈露國之農政問題〉、〈露西亞蘇維埃共和國之財政及經濟地位〉;第六卷〈露國蘇維埃政府之農業政策〉的論文中,以歐美資料為中心,對於俄國革命後蘇聯社會的社會狀況有詳細的掌握。

這些資料和論文的出土,讓日本著名社會主義者荒畑寒村和山川均二人,為勞農社會的來臨興奮而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的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方興未艾之際,東亞經濟調查局和滿鐵調查部掌握的資料有其局限,但他們極力蒐集俄羅斯語和外語文獻,則是深具遠見和正確的做法。

1920年,滿鐵調查部做出了一個壯舉:他們透過哈爾濱事務所向位於扎貝加爾軍管區的「オゾ文庫」(舊後黒龍軍管區圖書館),購進了二萬餘冊藏書。經過細查發現,在這批圖書當中,包含4千冊舊俄和中亞相關的重要資料。在此,稍為援引河田いこひ〈「オゾ文庫」 満鉄に買い取られたロシア軍所属図書館〉一文,有助於為我們還原購買藏書的經緯。文章中指出,1922年6月23日,對方向滿鐵報價這批圖書售價1萬5千盧布(大約1萬4250圓)滿鐵沒有議價就決定購買了。有趣的是,滿鐵購書消息公開後,卻立刻引起哈爾濱的俄羅斯人極力反彈,領取接管藏書的作業一度中斷,後來經由大沢隼格梅尼克多方面斡旋,事態才平息了下來。那次領取圖書作業動用了六名軍官,他們核對藏書目錄,裝入166個啤酒箱裡,於7月6日搬入哈爾濱公所。至於,從哈爾濱公所運送至大連圖書館,則由陸軍援助掩護,因為他們必須預先設想,反對派可能於哈爾濱至長春區間的東支鐵道上進行阻撓。圖書安全抵達大連圖書館後,經由圖書主任柿沼介司和數名俄羅斯助理的整理,費時六個月,終於完成登錄、分類和目錄製作。其中,有俄羅斯人研究滿洲蒙古和西伯利亞和中國等遠東研究著述,大約有4百餘冊,主要著作則由調查課作為「露文翻訳調査資料」翻譯出版。毋庸置疑,這間附屬於軍方的圖書館較多為軍事相關著述,包括日俄戰爭的俄語文獻、戰術相關及參考圖書。另外,亦有少量文學圖書,在這批館藏書籍當中,居然有一套帝政時期出版的《杜思妥也夫斯基全集》。在這些圖書的助益下,是年,出版了兩部關於俄羅斯研究的著作:小林九郎的《露領沿海地方及北樺太》和宮崎正義的《近代露支關係之研究》,這兩部著作帶有時代的印記。

在資料文獻蒐集之外,滿鐵調查課亦積極展開實地考察。1923年,該課俄羅斯研究主任宮崎正義到蘇聯旅遊訪問四個月,名義上他是身為在彼得堡舉行的「全露農產品博覽會」參展委員,但真正的目的在於,他要掌握俄國革命後的實際情況和蒐集情報。那次訪俄之行宮崎正義大有斬獲,他蒐得1千餘冊俄語資料,返國後,充份運用這些資料,由大阪每日新聞社出版蘇聯相關研究著作。

《每日新聞百年史》一書,這樣描述出版的經緯:「1925年2月,為慶祝本報發行1萬五千號,特別出版《勞農露國研究叢書》。南滿鐵道公司購進『舊後黒龍軍管區圖書館』藏書二萬餘冊,並蒐集露國文獻三萬餘冊做為調查研究之基礎,編輯事宜由滿鐵調查課執行。接著,陸續出版《露亞經濟調查叢書》,持續到昭和5年(1930)。前者為六卷本,主要是露國的政治和經濟及通論性的研究報告,後者則尢其以遠東地區經濟活動為主的研究,並出版《露歐遠東之農業與殖民問題》、《外蒙共和國》、《滿洲植物誌》等五十餘冊。當時,本社遠比其他報社關心此事業之發展,率先派出記者布施勝治和黑田乙吉前往採訪,因此出版較多露西亞的相關書籍,在傳統上,亞洲研究方面乃本社之強項。」

值得一提的是,布施勝治於俄國革命後進入俄羅斯採訪,後來,出版《從勞農露國歸來》一書,頓時成為暢銷書的座上賓。黑田乙吉也寫出《苦惱露西亞》一書,知名度反應不差。換句話說,彼時凡是出版俄羅斯相關問題的書籍,立刻就會蔚為風潮,而本社以出版俄羅斯研究著稱於世。」從出版發展史來看,大阪每日新聞社在當時出版了許多與滿鐵相關的珍貴史料,在日本知識界的確享有重要的地位。

這龐大遺產誰來繼承?

然而,這批書籍的命運在1945年8月迎來了重大的劫難。是年8月,日本本土遭受美國原子彈的攻擊,蘇聯紅軍趁機進攻關東軍和滿洲國軍,關東軍戰敗潰逃而去。毋庸說,當年以建設王道樂土和五族協和為理想目標的滿洲國亦隨之終結。移居滿洲的日本僑民們從此猶如野獸般四處逃離,這些悲慘的經歷後來在日本作家的小說題材中得到各種隱喻和呈現。例如:安部公房的小說《野獸尋找故鄉》、《砂丘中的女人》、《櫻花號方舟》;牛島春子的短篇小說〈王屬官〉;和田傳的〈沃土〉;伊藤永之井的〈鶯〉、〈鴉〉;田村泰次郎的小說〈春婦傳〉(後來改拍成電影《趁著拂曉時刻逃難》;林芙美子的隨筆〈崩浪亭主人〉等等。於此,我們可能要追問,滿鐵調查部不惜巨資購入大量俄語圖書,最後它到底流向何方呢?

當時有幾種說法。其一,蘇聯紅軍入侵後,那些書籍全數被他們掠奪抄走了;其二,那批圖書先是在中國境內四處輾轉,最後落腳於北京某個地方。根據專家指出,「舊後黒龍軍管區圖書館」所有圖書,均收錄於1930年刊行的藏書目錄裡,今後如果尋得那批俄語圖書,或許就可探知它們之間的關係。

只不過,這批肩負著研究敵國政經勞農情勢的藏書,至今仍然隱身在各種猜測和傳言中,沒有人知道它們的下落。對愛書人而言,不論哪個國家整座圖書館藏書毀於戰亂之中,就如同整座生命島嶼的喪失。這是一種最深層的哀悼,一種再也喚不回的缺憾。政治野心家經常濫用圖書的良善用意,更有甚者,拿它作為侵害群眾的基礎;極權主義者的做法則不同,他以焚書作為對自由主義的恐懼和洩恨,想來不禁令人莞爾。對此,我們要徹底翻轉這個概念,當我們面臨任何形式的恫嚇威脅,同樣可以將圖書當成重要的武器,在生死存亡的年代,把自己的思想武裝起來,以防止似是而非理論的入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同意書籍絕對是比槍砲彈藥更重要的武器。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