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整天苦惱髮線後退、腰圍橫向成長,對個人身形未來抱持著既不樂觀也不是很悲觀的滄海小書生
自元朗黑夜之後,港人的游擊隊抗爭模式已不限於一次一時一地,而是同時間遍地開花,分散港府鎮壓能量;與此相對,港府則加強警隊鎮壓力道,試圖透過更高強度的流血驅散,來瓦解港人的反抗意志。在港警的官方武力之外,近期則傳出有所謂「福建幫」的外地黑道,以側翼方式製造與市民的衝突,讓港警有另一個介入鎮壓的理由。
中國共產黨這種交互運用黑、白與外來勢力,破壞當地社會秩序以重新建立中國共產黨所希望的統治模式,在入侵圖博與內蒙古文革兩個案例中,可說是其中代表。
就圖博而言,1951年簽署《十七條和平協議》後,中國取得將圖博問題內政化的正當性;為進一步破壞當地的佃農式經濟與土地制度,中國共產黨鼓動在地遊手好閒的小混混人物,扮演「積極分子」發動階級鬥爭,到經濟較為寬裕的人家中白吃白喝,甚至公然勒索;若有不從,則歸類為有如資產階級的黑五類人物,公審並沒收財產,最終則由共產黨出面收拾殘局,將圖博轉型為人民公社體制;此外,當政治與經濟壓迫激發圖博人的武裝反抗時,中國則自內蒙古自治區調動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近代化騎兵師團,前往圖博鎮壓藏人。
內蒙古自治區的案例,則更近似香港當前的處境。由於文化、血緣、語言等各面向都與鄰近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高度相容,中國共產黨自建政以來,便對於這個異族人數占主流,卻又極為靠近政治中樞北京的區域抱持高度警戒。試圖透過自治區重新劃分,納入更多漢人居民,達成族群人數上的逆轉;接著,延續自清末以來的移民實邊策略,鼓勵漢人農民開墾內蒙古草原,改變原本的游牧體系,進行經濟上的漢化。
自治區內的蒙古人以自治區政府的族人烏蘭夫為首,抵制毛澤東的中央政府漢化政策;由於烏蘭夫是中共少數民族樣板人物,中央政府一時之間不敢鳴鼓攻之,而是透過自治區政府內的親中央幹部,暗中收集可批鬥的資料。隨著1958年毛澤東與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因對於斯大林的評價南轅北轍,導致嫌隙日深,連帶影響到中蘇的外交關係。在此情形下,中國以可能與蘇聯開戰為假想,預防蘇聯借道蒙古人民共和國入侵北京,內蒙古自治區便成為有著高度忠誠疑慮的地區,並因此讓中國政府決定在此處藉由文化大革命,由當地的漢人幹部與漢人地痞流氓為先鋒,一舉掃除蒙古人特別是知識菁英的反抗力量。
總結圖博、內蒙古的前例,並對照此刻的香港,不難看出中國處理香港、圖博、內蒙古的反抗事件,有一貫的內在脈絡可循。中國將這些地區均視為邊疆,以「移民實邊」的古老策略,將大批內地居民移入當地,取得人數上的優勢,並且造成經濟與文化上的同化效果。因此圖博、內蒙古、香港這些地區,說普通話(北京話)的人數都以極為迅速的趨勢,超越藏語、蒙古語和粵語等母語使用者;另一方面,大批移民造成的排擠效果,不只是福利等資源的稀缺,也引發當地居民的不滿及反抗。一有反抗跡象,便給予中央政府介入的口實,並且在「維穩」的過程中,實質上消滅原先承諾的自治空間。無論是《十七條和平協議》、《三五宣言》,或是《中英聯合聲明》,歷史都已證明,只不過是中國虛以尾蛇、以拖待變的障眼法。
當香港走在圖博、內蒙古的路徑上時,唯一有可能讓香港不至於重蹈悲劇命運的,就是做為東亞金融重鎮與國際知名城市的價值了。雨傘、防毒面具,難以抵抗催淚彈和黑道警隊聯手,但讓中國政府顏面盡失、讓香港的金融價值與香港的自由綁在一起,絕對能夠造成強大的嚇阻力。在美中貿易戰與貨幣戰如火如荼的此刻,香港人重獲自由、光復香港的些微可能,勢必要以自己的血肉與城市的價值做最後一搏,突破中國帝國強加的枷鎖。
一海之隔的台灣,根本沒有歌舞昇平、隔岸觀火的閒暇;與香港市民同一陣線,是台灣能夠繼續守護自由民主的唯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