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想想】中國正在用文革模式對付香港

自元朗黑夜之後，港人的游擊隊抗爭模式已不限於一次一時一地，而是同時間遍地開花，分散港府鎮壓能量；與此相對，港府則加強警隊鎮壓力道，試圖透過更高強度的流血驅散，來瓦解港人的反抗意志。在港警的官方武力之外，近期則傳出有所謂「福建幫」的外地黑道，以側翼方式製造與市民的衝突，讓港警有另一個介入鎮壓的理由。

中國共產黨這種交互運用黑、白與外來勢力，破壞當地社會秩序以重新建立中國共產黨所希望的統治模式，在入侵圖博與內蒙古文革兩個案例中，可說是其中代表。

就圖博而言，1951年簽署《十七條和平協議》後，中國取得將圖博問題內政化的正當性；為進一步破壞當地的佃農式經濟與土地制度，中國共產黨鼓動在地遊手好閒的小混混人物，扮演「積極分子」發動階級鬥爭，到經濟較為寬裕的人家中白吃白喝，甚至公然勒索；若有不從，則歸類為有如資產階級的黑五類人物，公審並沒收財產，最終則由共產黨出面收拾殘局，將圖博轉型為人民公社體制；此外，當政治與經濟壓迫激發圖博人的武裝反抗時，中國則自內蒙古自治區調動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近代化騎兵師團，前往圖博鎮壓藏人。

內蒙古自治區的案例，則更近似香港當前的處境。由於文化、血緣、語言等各面向都與鄰近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高度相容，中國共產黨自建政以來，便對於這個異族人數占主流，卻又極為靠近政治中樞北京的區域抱持高度警戒。試圖透過自治區重新劃分，納入更多漢人居民，達成族群人數上的逆轉；接著，延續自清末以來的移民實邊策略，鼓勵漢人農民開墾內蒙古草原，改變原本的游牧體系，進行經濟上的漢化。

自治區內的蒙古人以自治區政府的族人烏蘭夫為首，抵制毛澤東的中央政府漢化政策；由於烏蘭夫是中共少數民族樣板人物，中央政府一時之間不敢鳴鼓攻之，而是透過自治區政府內的親中央幹部，暗中收集可批鬥的資料。隨著1958年毛澤東與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因對於斯大林的評價南轅北轍，導致嫌隙日深，連帶影響到中蘇的外交關係。在此情形下，中國以可能與蘇聯開戰為假想，預防蘇聯借道蒙古人民共和國入侵北京，內蒙古自治區便成為有著高度忠誠疑慮的地區，並因此讓中國政府決定在此處藉由文化大革命，由當地的漢人幹部與漢人地痞流氓為先鋒，一舉掃除蒙古人特別是知識菁英的反抗力量。

總結圖博、內蒙古的前例，並對照此刻的香港，不難看出中國處理香港、圖博、內蒙古的反抗事件，有一貫的內在脈絡可循。中國將這些地區均視為邊疆，以「移民實邊」的古老策略，將大批內地居民移入當地，取得人數上的優勢，並且造成經濟與文化上的同化效果。因此圖博、內蒙古、香港這些地區，說普通話（北京話）的人數都以極為迅速的趨勢，超越藏語、蒙古語和粵語等母語使用者；另一方面，大批移民造成的排擠效果，不只是福利等資源的稀缺，也引發當地居民的不滿及反抗。一有反抗跡象，便給予中央政府介入的口實，並且在「維穩」的過程中，實質上消滅原先承諾的自治空間。無論是《十七條和平協議》、《三五宣言》，或是《中英聯合聲明》，歷史都已證明，只不過是中國虛以尾蛇、以拖待變的障眼法。

當香港走在圖博、內蒙古的路徑上時，唯一有可能讓香港不至於重蹈悲劇命運的，就是做為東亞金融重鎮與國際知名城市的價值了。雨傘、防毒面具，難以抵抗催淚彈和黑道警隊聯手，但讓中國政府顏面盡失、讓香港的金融價值與香港的自由綁在一起，絕對能夠造成強大的嚇阻力。在美中貿易戰與貨幣戰如火如荼的此刻，香港人重獲自由、光復香港的些微可能，勢必要以自己的血肉與城市的價值做最後一搏，突破中國帝國強加的枷鎖。

一海之隔的台灣，根本沒有歌舞昇平、隔岸觀火的閒暇；與香港市民同一陣線，是台灣能夠繼續守護自由民主的唯一選擇。